秦朔：落木萧萧下 花开在眼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这篇文章是对中国经济走势一些最新的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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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缘起是我注意到的一种有趣现象：当经济增速不断下行时，政府的承受力、容忍度似乎比较强，而一向反对“GDP崇拜”和“以增长论英雄”的经济学家，则越来越多地呼吁政府要积极出手，保增长，促增长。

　　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0%，是1992年有季度GDP统计后的最低。

　　接下来会不会破6？破6会不会造成社会心理震荡和连锁负反应，比如经济主体更加现金为王落袋为安，投资与消费意愿不振，导致增速进一步下行？

　　近期和经济学家交流，发现不少一直主张结构性改革的学者（从投资拉动到内需拉动，从外延扩张到转型升级，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提高服务业占比，约束地方负债，打破刚性兑付等），现在都把增长诉求放在改革之前，主张货币宽松，压低利率，扩张财政，中央政府加杠杆扩充总需求，增加对地方发债的容忍度，在环保和金融去杠杆等方面注重微调、不搞一刀切，等等。他们担心如果增速一直掉下去，就不是L型那一横，而是那一竖！

　　经济增速的下行，中小企业、制造业赚钱难，汽车、手机、家电等大行业销量下行，地方财政压力增长，金融去杠杆不断爆雷，猪肉价格高企等因素叠加，让很多人都感到心慌。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10月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3%，在荣枯线以下继续回落。我平时接触制造业、民企、地方政府都有一些，对这些情况也感同身受。

　　在日益强烈的担忧下，你会发现，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靠刺激勉强维持的7%-8%旧增长平台要好）的学者，最近一直在呼吁降准降息。也有学者很认真地提出，全球债务率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各国央行都在走向“负利率+量化宽松”，以维持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暗示中国央行也应多印钱，多释放流动性。

　　从我的观察看，相比往年，今年政府之手已经比较积极。

　　先看财政。1-9月国债发行近3万亿元，同比增加12%；地方债券发行4.18万亿元，同比增加10%，其中新增债券已发完全年限额（3.08万亿元）的98.7%，很多地方已完成全年发债任务。新增债券分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国务院已明确可根据地方需要提前下达2020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且首次允许将部分专项债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的资本金，这样，更多基建、民生项目的资本金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来获得。

　　同时，前三季度累计新增减税1.5万多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00亿元，全年新增减税降费估计接近2万亿，这也是政府很大的出手。

　　再看货币。9月央行宣布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从之前的结构降准，到现在的“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宽松度无疑提高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政府可能觉得已经够积极，但民间和学者觉得还不够，特别是一看到增速还在下行，更觉政策力度不够。

　　现在的经济增速比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后2009年一季度的6.2%还要低，政府为何没有像2009年4万亿那样用猛药？

　　我想，一是就业还比较稳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前三季度为6.1%）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二是一些结构性指标表现得还可以（如服务业发展、最终消费支出对增长贡献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高技术产业投资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速、万元GDP能耗）。所以政府有压力，但并不焦虑，在稳增长同时强调保持战略定力，不搞大水漫灌，认为经济下行压力既有周期性因素，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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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待和理解上述现象？中国经济的下一步究竟在哪里？

　　在回答之前，先做些国际比较。放在全球，中国今天的增速下行并不是大问题。

　　过去两个月我出了四次国，日本京都、东京，英国北爱尔兰，美国纽约，经常听到一句话，“这里几十年前就是这样了”，他们很羡慕中国的变化和速度。2018年日本经济增速为0.7%，英国为1.4%，美国最好，为2.9%。这些地方让我产生了“发达后社会”的概念，即它们若干年前就已基本实现现代化，虽然后来增速慢了，但社会仍在一个比较高的文明水平上运转，尽管是慢增长、微增长甚至有时是负增长，社会基本上仍有条不紊，企业仍能找到生存发展之道。

　　拿北爱尔兰来说，最近这里的PMI只有44，是一个显示衰退的数字，但我看了多家企业，都很有生命力。无论是传统的威士忌酒厂Bushmills还是百年茶叶企业Thompson，抑或科技型的医疗健康诊断企业Randox和世界级物料处理公司Terex，以及全球多家顶级球队都在使用的运动员表现监控与分析系统公司STATsports，都有非常独特的竞争力，且基本都在全球开展业务。给我的印象是，即使一个国家经济增速很低，但只要有一批健康发展的企业，就业就有保证，社会差不到哪里去。

　　再说日本。日本厚生省今年初公布的最新日本人均年薪收入为458万日元，相当于30万元人民币，在日本已经27年的资深媒体人徐静波说“几乎20年没涨”，我问他物价怎么样，他说几乎也没涨，有些年CPI还是负数。《日本经济新闻》有一项调查，它通过日经POS（零售终端信息管理系统）收集了全国460家超市的价格信息，调查整个平成年代（1989-2018年）年平均价格的走势。以有可比数据的约1600种商品进行统计，发现这30年近一半食品与日用品的店面价格出现下降。30年间日本的CPI（不含生鲜食品）只上涨了10%以上。由于生产转移至中国等原因，在文具和洗涤剂等日用品中，价格降低3-6成的商品很多。日本这样二三十年“几乎不涨的社会”，我们肯定难以接受，但日本已经这样沉静多年。

　　当然有人会说，中国今天发展水平还不高，速度不应该这么早就下来。

　　再来做一下长周期比较。拿中国和日本、德国和韩国这三个“二战后”的崛起典型来对比。

　　中国经济已持续增长40年，年均实际增长9.5%，同期世界经济增速是2.9%。在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1992-1995年、2003-2007年是两个增速最快的时期，增速全都超过10%，1992年和2007年作为峰值超过14%。2008-2011年为次高周期，增速分别为9.65%、9.4%、10.64%、9.55%，2012-2014年进入“7时代”（从2011年9.5%直接降到2012年7.9%），2015年至今进入“6时代”。

　　日本1955-1970年年均增速9.7%，最黄金的1966-1970年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1970-1979年平均为5.2%，除1972、1973年在8%以上，其余年份大多在5%以下。1980-1989年为3.8%，90年代后掉到1.5%左右。剔除价格因素（长期通缩），1997-2017年日本GDP实际增长16.5%，年均增长率不足1%。当然，日本的海外投资创造了很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再造了一个日本”。

　　德国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增速为年均7.9%，60年代降到4.6%，70年代为2.94%，1980和90年代为1.85%左右。最近几年德国的增速为：2014年1.93%，2015年1.74%，2016年1.94%，2017年2.22%，2018年1.5%。预计2019年为0.6%。

　　韩国从1960年代初到2000年的年均增速在8%以上，非常强劲，可与中国一比，但2001年到2018年的18年，增速超过5%的年份只有4个，低于3%的年份则有8个，2012年迄今韩国的增速分别为：2.29%，2.9%，3.34%，2.79%，2.93%，3.06%，2.67%。今年预计增速在2.4%-2.5%。

　　比较可见，中国增速在全球大国中仍属翘楚，逐步下台阶是国际规律，且中国下台阶的速度算不上陡。很多产业都有峰值，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还有老龄化的影响。中速增长是合理结局。这方面中国学者有大量研究，就不重复了。

　　如果经济增速的下行有客观性，靠简单刺激的作用并不大。中国到9月末的M2（广义货币供应）为195万亿元，是GDP的两倍多，M2增速同比增长8.4%，略高于1-9月的GDP名义增加值（7.9%），因此很难说现在的货币政策是紧的。我在日本听朋友讲，前几年日本政府采取“直升机撒钱”的办法，向2200万低收入人群每人发放150美元，连到日本留学的外国学生也有一份，但他们拿到钱就存银行也不花费。所以老师在课堂上说：“经济学家说直升机撒钱可以刺激消费，你们现在知道了吧，拿到钱的人都揣进了腰包。”

　　我认同中国经济的潜力和韧性，但不相信单靠货币和财政刺激就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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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整个增速下行，赚钱难度显然加大了，以前的一些产业的营商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信心来自哪里？

　　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主要来自三点，一是全民族的奋斗精神、创业精神依然旺盛，不想拼了、想安逸些的情况是少数；二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蕴含的客观潜力仍在（如下沉市场，人的城市化，城乡卫生教育等资源差距较大等等）；三是整个经济中，好经济、新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资源配置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前两点过去谈过不少，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三点。

　　1、虽然实业辛苦，但实业中的好处正向优质公司集中

　　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现在的确不够旺盛。连最好的一些白马公司，在销售额增长上也感到吃力。今年前三季度，美的、格力、海尔智家的营业收入分别增长了7.37%、4.26%、7.7%，都是个位数。伊利收入增长了12%，青岛啤酒增长了5.31%，相比过去都回落了。我和伊利、青岛啤酒做过交流，大路产品现在利润微薄，只是保量，更多要靠高价值的创新产品获利。这两家公司都在大健康领域开发了很多新品（如饮料）。但从利润角度看，前三季度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9.08%，格力电器增长4.73%，海尔智家增长26.2%，伊利增长11.55%，青岛啤酒增长23.15%，说明产业集中度提高之后，行业利润更多向龙头公司集聚。

　　2、创新使很多新公司、大公司还在高增长

　　欧莱雅是全球最大美妆公司，从1997年进入中国已经22年，2018年在中国实现了高达33%的增长（全集团可比销售增幅为7.1%），由于中国的出色表现，欧莱雅亚太地区的销售额已突破70亿欧元。喜茶2012年才在江门开了第一家店，目前在全国有超过300家门店，其估值是家乐福中国的1.5倍。海底捞今年上半年收入增长接近60%，净利润增长41%，上半年新开了130家。2012年成立的三只松鼠比2000年成立在同一个地方的洽洽食品的市值高60%。小米用9年时间进入了世界500强。不一一讲述这些故事，但核心都是创新以及建立消费者粘性。

　　3、新生代企业和企业家正在成为主角

　　曾几何时，BAT似乎是难以逾越的，但最近几个月，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值排行，除了阿里和腾讯遥遥领先，第三和第四已经变成美团和拼多多。美团的市值差不多是百度和网易的两倍。创立4年的拼多多的市值是创立20年的携程的2.5倍。江山代有才人出，跟不上就会掉队，腾讯如果没有微信也会落伍。除了美团、拼多多、滴滴这样的巨型独角兽，还有很多年轻的科创公司在快速生长。2019的“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共484家上榜，中国有206家，美国有203家，中国首次在数量上超越美国，北京也以82家超过旧金山的55家成为全球独角兽最多的城市。2020年代的主角注定会交给他们。

　　4、科技创新进入应用加速期，数字化创新平台提升全社会效率

　　虽然经济放缓，但中国的科技经费投入力度一直在加大，2018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近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8%，经费投入与GDP之比为2.19%，已超过2017年欧盟15国2.13%的平均水平。2018年中国创新指数首次突破200（基期2005年的指数值为100），达到212.0。在AI、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激光技术、5G、物联网、机器人、免疫治疗和基因诊疗、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很多方面，科技创新与产业、社会的融合日益密切，在应用方面正在加速。同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数字化创新平台，为经济和社会赋能，提升全社会的效率。近期中国对区块链的重视标志着中国在移动互联网之后又在探索新的基础设施革新方向，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5、新消费不断涌动

　　从物流到支付，中国消费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人口已经超过之前出生的人口，50、60后逐渐老龄化的银发族则是具备相当强消费力的代际，中国出现了多场景的消费结构，如国际化消费族，我在日本听到一个说法，日本要做中国中高端人群消费的“后花园”；高端化消费族；网上潮流族；新中产一族；五环外性价比一族；有待开发的沉默一族，等等。总体看，未来15到20年，中国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两倍于美国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

　　6、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称，由于大力推进改革议程，中国连续第二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排名前十。中国在营商环境方面已超越法国、荷兰和瑞士，在19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由去年的第46位上升至第31位。当然，世界银行对中国的采样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就全国来看情况不会这么乐观，但中国的改善明显在加速度，《2014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为96名，2017、2018年为78名，2019年为46名，2020年报告再前进15名。

　　从以上这些角度看，中国经济中，好的部分，强的部分，新的部分，其比重是在增多的。这种“把好放在快的前面”的资源配置方向是可取的。何况尽管增速慢一点，但增量还是很高，今天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差不多1万亿人民币的规模。“中速度，高增量，提质增效”是主流趋势，好公司、强公司、真正有价值的新公司，并不是结构性之痛的对象，而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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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不是说，结构性改革已经很完美，没有改进空间了呢？也不是。

　　在这方面，我认同很多学者的观点，就是我们在政策、体制、具体执行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例如，近一年来的猪肉价格高企，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前几年环保禁养，弄得扩大化了，在取缔不少中小养殖户的同时，没有创造条件，帮助中型以上养殖户把规模做大，以对冲禁养所带来的供给收缩。

　　又如，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情况可见，2015年私营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23221.6亿元）是国有控股企业（10944亿元）的2.1倍，到2018年国有控股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18583.1亿元）是私营企业（17137亿元）的1.08倍，掉了个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在上游借助带有行政性色彩的整合，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可以不断提价创利，而民企基本在下游，因为产能过剩只能自生自灭。

　　再如，根据中金公司的测算，今年前三季度，全部A股公司、金融类公司、非金融类公司的净利润分别增长了7.2%、16.6%和-1.4%，它们的收入增速则分别是9.5%、13.8%、8.7%。这些数字表明，整个A股中利润增长最快的部分是金融类公司，没有它们的增长整个A股的利润增长会很差，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如果非金融公司能分享多一些利润，实体经济和制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再从主板非金融公司、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来看，前三季度利润增速分别是-1.8%、1.5%、-6.1%、21.9%，除了刚刚启动的科创板，做实业的公司包括科技型实业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

　　还比如，近年来在互联网金融、数字内容、民办教育等方面的管制一直在加强，有些做法比较生硬，而相应的鼓励政策和“给出路”却不足。

　　上述问题，并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些体制性、观念性、政策性的老问题。但当这些老问题与结构性改革纠缠到一起时，就会带来新的结构问题，如民企事实上并未获得产业准入、金融支持等平等待遇，如金融强势而实体弱势，如文教医疗等领域的开放度问题。

　　换言之，只有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更好地同步解决体制性、观念性问题，才能使结构性改革获得更广的支持，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而这又要回到18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改决定上。必须进一步全面改革，不能因为中国经济整体向好就忽视应该改革的地方，或者把本来该改的问题当成是成功的原因。那样的话，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可能巩固不了。

　　此外，在结构性改革中还要尽量争取好的外部环境。在日本有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在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加剧的背景下，中日之间存在很多经济互补的地方。我们应该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尽可能地推动对外开放，多交朋友，也给自己打开新的空间。

　　中国经济中一些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其命运可谓“落木萧萧下”；一些新兴的、新生的力量，则可谓“花开在眼前”。这是好的更替，所以对未来，不必焦虑和悲观。

　　同时，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外部性问题，素质性问题，观念性问题，等等，纠结在一起，对经济发展也构成了相当多阻挠和压力。亟需深化改革。所以对未来，要清醒，要努力。

　　注：本文有删减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