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奥尼尔：十年后的全球经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 吉姆·奥尼尔，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现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

　　这个十年中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上一个十年还要大，其GDP几乎增长了两倍，从2008年底的4.6万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约13万亿美元。这8万亿美元增量占了过去十年全球GDP增量的一半以上。

　　伦敦—2008年金融危机十周年可以大书特书，因此，我将聚焦于全球经济。全球经济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疲软。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真实（经通胀调整的）世界GDP增长率在2000-2010年间平均为3.7%，要不是发生了所谓的大衰退的话，将接近4%。相比而言，这个十年迄今为止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5%，略低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但要高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平均增长率3.3%。

　　在我看来，这个十年中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比上一个十年还要大，其GDP几乎增长了两倍，从2008年底的4.6万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约13万亿美元。这8万亿美元增量占了过去十年全球GDP增量的一半以上。

　　我一直将金融危机归因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国内以及彼此之间的失衡。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接近GDP的5%（在2007年的几个季度接近7%），而中国则保持了令人咋舌的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9%或更高。

　　危机爆发后，我预言美国和中国必须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在一定程度上互换位置。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增加支出；美国需要增加储蓄，减少支出。从今天的经常项目判断，两国都取得了重大进步。2018年，中国的盈余下降到GDP的0.5—1%，从其GDP在2008年后翻了两倍以上这一点看，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同样引人关注的是，美国的赤字目前为 GDP的2—2.5%，进入了许多经济学家所认为的2—3%的可持续区间。

　　但其他全球指标并不鼓舞人心。2008年，欧元区存在相当于GDP的1.5%的经常项目赤字，而德国录得5.5%左右的盈余。但德国的巨大的盈余主要来自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巨大的赤字，这一失衡导致了2009年后的欧元危机。令人担心的是，德国的盈余此后进一步膨胀到GDP的8%左右。结果，欧元区目前存在近3.5%的盈余，尽管——可能也是因为——多年来地中海成员内需萎靡。这显然是未来动荡加剧的信号。事实上，缓慢发酵的意大利危机可能是一个预兆。

　　金融危机前的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其本身又是金融业发明日益复杂（也日益可疑）的方法循环利用全球储蓄的结果。十年来，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全球城市”，如伦敦、纽约、悉尼和香港等，房价之高让老百姓难以负担，而房价上升的原因是外国富豪投资者的需求不断上升。

　　但在今年，这些和其他城市的房价趋势可能逆转的信号越来越多。这也许只是因为市政府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平价房；但也有可能意味着略丰裕的新买家越来越少了。

　　平心而论，从经济和社会平等性角度，这些城市房价逐步下降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现象。但历史上很少发生房价下跌不引起破坏性副作用的。

　　身为现任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主席，我热烈鼓励研究住房成本的该因素如何与收入和财富比平等性等更大的问题有关。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更好的指标追踪这些联系。

　　比如，显然过去十年财富不平等性的恶化程度远甚于收入不平等性，城市住房价格的迅速上涨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性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就收入而言，最新数据表明不平等性其实已经回落到（仍然过高的）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如果关于不平等性的共同感觉总是会夸大实际情况，原因在于许多公司顶层高管相较于手下的工人薪酬剧烈增长。他们的薪酬可以用股价表现来解释，但这很难令人信服。

　　这是我希望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的另一个问题。自2009年以来，股市怪异地出现了几乎没有调整的上涨，部分原因在于大公司股票回购操作。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中，公司发行债务为回购股票融资。

　　回购的日益流行是否能够解释为何西方固定投资和生产率始终如此疲软？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可以解释西方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在近几年中所发生的某些政治剧变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怀疑答案都是肯定的。除非我们能够恢复企业利润真正服务于某个目的得状态，否则发生更多经济、政治和社会冲击的可能性始终将非常高。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