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近期的股市论争中，有人给你戴了不少帽子，如“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中国格林斯潘”、“庄托儿”等，对此你如何评价？

　　吴敬琏：要说明的是，股市论争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争论早在1993年就开始，到现在已经7年了，有的问题我就不想回答了。至于近期股市论争中有人给我戴的新帽子，我认为，争论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很正常的，不必要一一去讨论。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则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由公众来评价，一天到晚去讨论这些问题没有多大意思。

　　记者：你对股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资者认为你使他们赔钱而对你进行指责，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现在最想对股民说什么？

　　吴敬琏：现象与本质有时候确实不太容易分得清楚。因为你从一个时间段落来看，庄家炒作会让中小投资者在一个小的段落上赚钱了，甚至可能发财了，但是从整个周期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重复那句话：单纯的炒作或者说和投资无关的单纯的投机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一种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当大量的银行资金入市的时候，几乎相当多的人都可以发财，问题是银行的资金、政府的资金它早晚是要还的，它最后落在谁的身上？

　　去年有篇文章说，去年有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这样入市，它当然就可以把股市顶起来，顶起来后不但庄家可以赚钱，中小投资者看起来拿到的钱也增加了，但这钱是空的，它背后是什么？如果是有物质财富作后盾的，那就是说政府把全国人民的钱拿来投进去了，那就是说全国人民作了捐献。如果不是，它是印了钞票，这个钞票早晚会对物价发生影响，物价涨了以后，落在谁的身上？不是落在全国人民身上吗？如果说政府用来收税，这个税又落在谁身上？

　　这里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人偷换了概念。我说单纯的炒作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他却说股票投资是不创造财富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大家的概念是一致的。我们经济学家一般说在基本概念上不会有太大的差错。比如说董辅教授就明确地说了，他的炒股概念跟我是一样的概念。董先生是这么说的：“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也即通常说的炒买炒卖”，他跟我说的概念完全两样，他说什么全民炒股是大好事了，什么全民炒股也是创造财富了，不是“零和博奕”了。这是怎么推理出来的，我觉得不好理解。你要从长期来看，从整个过程来看。

　　1996年我在深交所的杂志《证券市场导报》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我国证券市场建设的大忌》，当中有一段话：我说碰到这种时候，我就常常忍不住想引用捷克新闻记者伏契克的话：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这可以表达我一种心情。曾有一段时候，在1月十几号曾有许多中小投资者在网上给我批评，我还是这么一种心情。

　　记者：有媒体说，您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公司是中金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摩在全球唱空，你也在唱空，这似乎暗示您与摩根士丹利之间有某种默契。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是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摩根士丹利，第三大股东是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第四大股东是香港一位工商界人士，第五位股东是中国技术投资担保公司。这是个投资银行，是中国政府倡议设立的一个规范的投资银行。

　　要简单地回答：没有；要复杂地回答，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因为中金公司是个独立的法人，它并不对它的每一个股东的行为负责，现代公司往往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股东，法人实体与股东之间是有界线的，这是第一。从中金公司的观点看来，我是中金公司的雇员，我并不是摩根士丹利的雇员。　　　　　　　(下转第3版)

　　第二，从中金公司来看，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投资银行呢？我的体会是我们觉得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组织要符合国际规范，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建立成为一个股份公司形式，而不是像我们其他一些投资银行属国有独资，这是由多国的股东组成。中金公司组建的时候，确实是希望摩根士丹利提供技术支持。它其中有一条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它的各个部之间要有防火墙。我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我只管一个部，就是研究部，研究部的工作不能根据它的内部信息来走，比如说中国去年和前年许多大国有公司的改组是由中金公司做融资顾问的。最早的中国电信1997年上市主承销就是中金公司，后为联通、中油、中石化、宝钢、增发股票的康佳都是由中金公司做主承销的，它从客户那里拿到许多内部信息，但是研究部的工作不能靠内部信息，这样它会误导。据我所知，1929年以前美国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摩根财团又做商业银行业务，又做证券业务，于是它做哪一样就用商业银行贷款去把它托起来，所以美国1933年银行法要分业经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按照去年去世的权威米勒先生的说法，认为混业经营是开错了“方子”。去年美国国会已经改了，可以混业经营了，但这个问题要防止，怎么防止？就要有自律，有公司的自律，有行业的自律，还有监管。包括投资银行内部投资银行部(替人做融资顾问、做全球协调人，做主承销的部门)这个部门针对每个公司的小组之间有防火墙，不然它有利益冲突，比如说中油也是中金做的，中石化也是中金做的，它的人要是串起来的话，客户就不干了。我要你当主承销，把全部信息都给你，结果在研究过程中你就给我的竞争对手捅过去了，这是不行的。

　　第三点，摩是不是在全球“唱空”？这个根据是什么。第一，做投资银行的不是搞投机的，不是散布空的消息或者多的消息，如果它是这样的话，这个投资银行本身有问题；第二，如果它老是唱空的话，它又跑来做我们国有上市公司的主承销，这也有问题。摩做中石化，中国联通也是摩做的，中国电信也是摩做的，如果它真的是在里面做投机，而且是作空的，那么这有问题啊。我们这些国有企业怎么会让它做了主承销？所以我说，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指责。如果是有根据的话，你应该正式地提出来，要求摩回答，并说明为什么唱空，为什么又到我们市场里面来做主承销？如果摩回应，就找到你了，问你为什么散布我这个消息，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个问题会引起法律问题。所以我不能直评，摩是不是搞唱空的，这个事情应该由提出问题的人正式提出，确有根据的话，有关单位恐怕会要求摩回答到底怎么事。曾经有过一件事情，摩有个分析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说了一句亚洲市场不景气，引起了香港市场动荡，在后来一次中金论坛上，我们中金公司的董事长王歧山就非常严厉指责这个分析没有道理。另外一个报纸发表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下面紧跟着就是这些话。这样的媒体恕我直言就不太正常了，媒体是公众的传媒，不是一个传播小道消息的地方。我们现在社会法治很不健全，但这种自由还是有的，你还是可以直接了当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样就比较好。

　　记者：最近有两位经济学家提出要“上书全国人大”，说部分经济学家与股票市场的操纵者合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这个话提得不太明确，这个合作是什么意义上的合作？如果是发表一种意见，它可能对庄家比较有利，我看这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要保护他们的权利。而且经济学家也是人，他是公民，他自己就可以做股票，做投资也可以做投机也可以，都没有问题。

　　至于说操纵股价就有问题，操纵股价是刑事犯罪，如果在操纵股价上有行为不端那是严重问题，但是提出这种指责本身就是很严重的法律问题，他的判断也要由法律来判断。不能私下议论谁有问题。昨天有人问我，经济学家很有钱，这是不是有问题？我认为钱数不是问题，合法不合法才是问题。胡长清、成克杰的财产可能没有前10名最大的民营企业家有钱，但后者是合法的。

　　这次股市的争论是7年来的争论的继续，不是我要来挑起这个争论。1987年开始，体改委找了8个经济学家牵头各做一个规划，其中一个是吴敬琏课题组，另外有北大课题组，还有人大课题组，这里面讲了怎么使证券市场健全化，需要做些什么。在1999年6月2日的国务院征求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政策的会议上，我明确地指出，这种托市向老百姓圈钱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那天在场的经济学家很多，你们可以去采访，比如说萧灼基教授那天也在场，而且他和我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本报记者袁一泓北京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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