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记者招待会上。　　王景春摄

　　此次全国政协会议，经济学家吴敬琏无疑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此前他在同萧灼基教授关于中国股市的一场争论中，对中国股市中的不正常现象提出反思，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吴敬琏履行自己的职责，每天准时出现在会场，而他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体的追捧。在经济组的每次讨论会上，只要吴敬琏发言，几十只话筒和录音机就递到了他的嘴前，记者们的大量“围攻”不仅影响了他的正常发言，也给会议的讨论带来了干扰。因此，在会议新闻组的安排下，昨日上午，吴敬琏召开了个人记者招待会。

　　昨日上午9时许，吴敬琏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会场。虽然是早有准备，他的到来还是引起了一阵骚动。原本正襟危坐的记者们都站了起来，将吴敬琏团团围住。工作人员宣布，要记者们都把自己的问题写在纸上交给吴敬琏，他把问题综合起来再作出回答。

　　20分钟后，吴敬琏终于可以开始回答问题了。　　

　　关于股市

　　问：有人说您是中国的格林斯潘答：我是什么样人要由公众评价

　　在近期股市争论中，有人给您戴了不少帽子，如中国的格林斯潘等。您如何评价？

　　在争论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是正常的，不需要一一去讨论，我是什么样的人要由公众来评价，一天到晚去讨论这些问题没有多大意义。

　　问：现在最想对股民说什么答：碰到股价下跌要警惕啊

　　您对股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资者因为赔钱而指责您，您如何对待？现在最想对股民说什么？

　　有时候现象和本质不是很分得开，从一个段落来看，庄家的炒作的确会使中小投资者赚钱，但从整个周期来说是不可能的。单纯的炒作或者说和投资无关的单纯的投机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他也就是在不同的所有者的口袋中间再分配。一种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当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政府资金入市，相当多的人都会发财。问题是这个银行的资金和政府的资金早晚是要还的。它最后落在谁的身上？比如说去年有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可以把股价顶起来，这样不但庄家可赚钱，中小投资者拿到的钱也不少。但是这个钱是空的，它的背后是什么？如果是由物质财富做后盾的，政府把这些钱、全国人民的钱拿来了，投进去了，那就是全国人民做了贡献。

　　董辅〓教授说他对炒股的概念和我是一致的，他说：“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这是我们通常说的炒买炒卖。”如果是这样的概念，怎么创造物质财富？我就不懂。说全民炒股是大好事，我不能理解。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国证券市场建设的大计》，里面写道：碰到这种时候(股价下跌)，我就想引用伏契克的话：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问：与摩根斯坦利有利益关系吗答：我不是摩根斯坦利的雇员

　　您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中国政府倡议设立的规范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是中金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摩根斯坦利在世界上大唱空，您也唱空，这是否与摩根斯坦利有利益关系？

　　要简单地回答就是没有。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中金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不对每一个股东的行为负责。现代公司往往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股东，法人实体和股东之间是有界限的。我是中金公司的雇员，不是摩根斯坦利的雇员。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投资银行？我的体会是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阶段，各种组织要规范化，需要建立股份公司的形式，而不是国有银行，多国股东有利于符合国际规范。中国去年和前年许多大的国有公司的改组过程由中金公司做融资顾问，比如说中国移动、联通、中油、中石化等等。但是它从客户那儿拿到很多内部信息，但是研究部的工作不能靠内部信息。分业经营要有自律，有公司、行业的自律和监管。包括投资银行的内部每一个小组之间有防火墙。如果串起来做，客户就不干了。摩根斯坦利是不是在全球唱空，我不知道，如果是，它就是投机。做空头的，国有企业怎么会让它来做主承销？这对投资银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如果有根据应该正式地提出来，要求摩根斯坦利回答。

　　问：有经济学家和庄家合作操纵股价答：这种指责要由法律来判断

　　部分经济学家和股票操作者合作，并为它们鼓吹，操纵股价，您对此怎么看？

　　这个合作是什么意义上的合作？如果是经济学家发表一些意见对庄家有利，我看这没有什么问题。经济学家也是人，他自己就可以做股票，做投资。至于说操纵股价，是刑事犯罪。提出这种指责是一个法律问题，也要由法律来判断。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些钱合不合法。

　　关于国企

　　问：如何推进国企改革答：建立公司治理机构

　　国企改革的关键和难点在哪里？应该如何推进？

　　我认为建立所有者与经营者制衡关系的法人治理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这个观点是十五届四中全会吸收了的。1999年以后国企改革推进得比较快，核心就是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最近香港上市中国公司的研讨会，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是在谈这个问题。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在推进法人治理上下了大功夫，现在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套复杂的体系，要建立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制衡关系，中间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看经理的业绩。所以要利用证券市场来监督和激励经理人员，监督通常用的办法是恶意收购，改组董事会，激励的办法就是期权制，这种制度是利用证券市场来加强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证券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激励和监督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员，好好为我们服务。而现在我们的股价和公司业绩脱离关系。再好的股没有庄家炒也不行，股价就是上不来。所以这样一个证券市场不由人不着急，这是关系整个民族兴亡的大事，我们即将加入WTO，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未建立，怎样去跟外国人竞争！

　　关于失业

　　问：如何解决失业问题答：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失业问题怎么解决？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改革的战略是维持国有企业，我们的发展依靠非国有企业的兴起，这个战略是一个很有效的战略。它的缺点就是国有经济中骨干的经济部门没有得到改造。国有部门不改造，中国的腾飞是不可能的。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开始把战略重点挪到国有企业上来。但这个时候冗员大量保持在企业里，由国家补贴和银行贷款来维持，当你要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时候就不行了。比如说中油集团前年末开始改制，去年初上市。改制前有152万员工，而英国石油只有9万人，生产规模大一点，利润却高得多。下岗变成城市里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用了各种办法，但照顾得不是很周全。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用相当多的时间希望保持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接近尾声，还要延续几年。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找到新的就业工作岗位太困难。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化过程同时进行。工业化的实质、核心和难点就在于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转到近代工商业中就业。现在中国有1亿5千万农村人口需要在近代的非农产业中就业。所以难点就在于下岗职工分流遇到了农村劳动力大潮的顶托。出路在哪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主渠道。1997年在私营企业里找到工作或自己创业的下岗职工全国有350万。最近几年一直保持着这个水平。有些地方的情况也很好，比如广东的深圳和东莞，浙江。

　　关于腐败

　　问：对腐败问题您怎么看答：权力加买卖带来腐败

　　对腐败问题，您有何看法？

　　我的基本思想是：人们常常用两分法来看待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改革的战友之间，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的大调整，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腐败的问题。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力求制止它的发展。有两个问题在转轨期间最容易出现腐败，第一就是所谓“寻租”问题。1988年中国经济学界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倒爷”、“官倒”的问题。有一个观点是金钱、市场关系引起腐败，所以市场化改革是错的；另一个观点是市场是鼓励人们追求金钱的，当然会有腐败，腐败是改革的代价。我们取了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权力加买卖带来的。

　　问：对反腐败有何良策答：就是要减少审批权

　　您对反腐败有何良策？

　　要从源头上反腐败，就要减少审批权。去年中纪委公报就将这点明确出来。我就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好。但是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每一个有权审批部门利益的问题，尉健行同志讲减少审批已经两年了，但是现在审批权减少了多少呢？政府要从具体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让社会上的服务机构去做这些事。转轨期间两个体制并行，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由行政来配置资源，而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两种体制并行的时候“寻租”环境就来了。比如说钢材价格全放开了，有钱就买，不需要审批。而计划经济时代批文是不能卖的，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办法就是加快改革，行政权力尽快退出，创造条件尽量少审批。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公共财产没有明确的主人，手里有权的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就把公共财产吞没了。这种情况俄罗斯最明显。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大大小小的流失漏洞很多。这是个利益关系大变动的时代，会有许多冲突。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可避免，但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可以通过拍卖，也可以通过证券市场来控制。(王瑾 王钧 王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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