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实录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於嘉：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婚姻_新浪财经

2020年10月20日，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财富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家族智库论坛”2020年第7期（总第19期）线上直播顺利举办，该论坛由《财富管理》杂志、新浪财经、陆想汇提供媒体支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旨演讲。

会议实录

从经典人口转变到第二次人口转变

❏ 经典人口转变的过程

关于经典人口转变，从人口学角度上，是人口结构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变化的过程，经典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首先，随着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死亡率会出现下降。其次，生育率会出现下降，死亡率下降到生育率下降的期间，就会出现人口红利。在经典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会下降到更替水平，在人口学上更替水平指的是2.1，即平均每一个育龄妇女生育数量为2.1，此时子代的下一代数量和上一代数量差不多相等的情况，被称为更替水平。根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时就会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维持大致相等的状态，这个时候人口就会维持在一个不太变化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均衡的。

关于全球生育率的变化，现在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完成了生育的第一次人口转变，或者是经典人口转变，生育率都已经降到2以下。上世纪60年代大部分国家生育率可能还在3、4或者5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2015年，很多东亚国家、欧洲以及加拿大，其生育率都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在1.2和1.7之间。

❏ 我国目前已经完成了经典人口转变

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经典的人口转变。中国预期寿命在迅速地增加，根据最近发布的数据，北京市目前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2岁，远远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总和生育率指的是平均每一个育龄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总和生育率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也呈现非常迅速的下降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基本上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5~1.6，进入一个徘徊的状态。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生育率会静止在更替水平附近，人口并不会发生非常显著的减少，或者生育率并不会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 第二次人口转变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学家观察到欧洲尤其是北欧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开始降得非常低，甚至已经降到1.5以下水平。当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或者卫生条件的变化没有办法再进一步解释这个超低生育率。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观察到家庭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一方面，很多人推迟了进入婚姻时间，甚至一些人选择终身不婚。另外一方面，同居行为大量增加，以及婚外生育增加和离婚率上升。这个时候学者们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是一个实证经验框架，即“第二次人口转变”。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成因

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成因，与第一次人口转变有着很大的区别。对于很多学者而言，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为经典人口转变的延续这是存在疑问的。但从成因上来看，第二次人口转变其实有其独特成因，并不是第一次或者是经典人口转变的延续。

❏ 观念的变化

第一次人口转变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而第二次人口转变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观念的变化。一方面从家庭来说，家庭从以子女为核心到以夫妻为核心，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传统家庭中，无论对于西方家庭还是中国家庭，养育子女是其重要的功能。婚姻很大程度上为生养子女提供一个正式的社会制度。但随着观念变化，很多家庭不再把重心放到子女身上，子女也并不一定是婚姻和家庭的必需品，很大程度上夫妻关系成为了家庭核心，很多婚姻变成了陪伴式婚姻而不是为了子女而存在的婚姻。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多种家庭形式的接受度也开始变得更高。比如说从传统来讲，“多代同住”或者是“延展家庭”是理想居住状态。但是随着工业化发展，二战以来大部分国家的家庭状态都以“核心家庭”为主，包括中国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家庭形式的出现，比如说同居家庭并没有婚姻关系存在或者是单亲家庭，甚至是隔代家庭即爷爷奶奶和孙子女辈的家庭等。从家庭行为变化的角度来讲，首先是观念发生变化，人们首先了解这种行为，并且认同这种行为，才会去实践这种行为，所以观念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 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变化是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发生很多的社会变迁，其实背后原因都是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提高，或者是男女不平等不断缩短发挥了作用。一方面，女性受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有着越来越好的表现。如果在非常传统或者是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当中，女性既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也没有大量地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个时候离开原生家庭和父母去继续生活，需要寻找另外的经济来源。对于女性来说，婚姻是必需品，需要通过婚姻来维持生计。但是随着女性大量参与劳动力市场，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婚姻对她们来说不一定是必需品，一定程度上使得很多女性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或者是选择不婚。

❏ 个体主义

第三个方面也是跟观念相关，即个体主义的出现。在传统社会中，我们强调集体主义。除了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从家庭层面来看，也强调很多家庭行为需要考虑到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但是随着个体主义的实现，人们开始有了个体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这个时候其实人们就会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更强调个体自由，可以选择想要进入婚姻的时间和想要选择生育的模式。

❏ 性解放与世俗化

西方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性解放运动也是重要的原因。在宗教传统比较强的国家，比如说南欧和美国，宗教世俗化也是促成第二次人口转变非常重要的成因。

中国家庭的特征

❏ 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的一些特征，第一点是早婚和普遍婚，人们早早进入婚姻并且普遍进入婚姻。婚姻是终身大事，人人都应该进入婚姻并且早早进入婚姻，这是被鼓励和提倡的事情。第二点是有非常高的生育率。第三点是极少的婚前性行为，婚前性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以及离婚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并且非婚生育是被污名化的，也是不被认可的一种行为。

❏ 当今的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的杂糅

关于当前中国家庭，既保留了传统中国家庭的一些特征，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我们认为这是传统和现代的一种杂糅。

新的变化包括：第一点，女性地位提高和高劳动参与率。女性受教育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超过了男性，并且中国女性在建国以来维持了一个非常高的劳动参与率。虽然这些年有所下降，但是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还是维持着非常高的劳动参与率。

第二点，法律和政策上的变化。我们最了解和最熟悉的政策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政策约束人们的行为，随着政策的不断宣传，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很多人的观念从多子多福观念到我们要计划生育，集中整个家庭的资源去投资有限的子女，生育子女数量越少，一个家庭可以投资给他的资源越多，这是非常好的行为。所以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于生育和家庭的观念。另外一方面，从很多法律术语和词汇上的变化来看，比如“同居”这个说法，2001年《婚姻法》修改之前，对于“同居”的说法是“非法同居”，虽然并不是说同居就违法了，但是如果说非法同居对很多人会产生一个寒蝉效应而不敢采取这个行为。在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之中，我们把这个词语变成了“非婚同居”，其实是一种中性化或者是一种去罪化，这也影响到人们对于婚姻的认知和实践。

第三点，西方意识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外国交流越来越多，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西方意识的影响，通过媒介或者是直接接触了解到西方的家庭行为，其对中国家庭行为也有很大影响。

第四点，父权制的弱化。父权制弱化就是个体可能在社会当中享有更多自由。虽然父母可能对个体还有很大影响，但是整个家族势力已经很大程度上呈现衰弱的趋势。

除了这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家庭依然维系非常多的传统，首先，最重要的是孝顺，今天我们强调孝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强调行为上的孝顺，更多的而是精神层面和观念层面上我们认同或者遵从父母的一些建议。其次，子女依然是家庭核心，中国家庭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整个家庭依然还是围绕子女开始构建的。最后，家庭是抚育儿童的主要机制。最传统的生育和养育的功能在如今社会中仍然被维系下来，一个正式家庭即一个有婚姻作为制度的家庭依然被认为是抚育儿童的最主要机制。一个儿童的发展或者是一个孩子发展是否好，能否成才、考取好的大学，我们并不会认为是社会的责任，而是父母或者家庭的责任。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指标

❏ 中国当前面临低生育率

关于中国生育率的状况。比如说在单独二胎和15年二胎政策放开之后生育率确实有一点上升，但是整体来说上升幅度并不是很大。另外，生育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意愿的影响，能生多少孩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想要生多少孩子。生育意愿或者是理想子女数量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中国的生育意愿在全球范围内来说是非常低的水平。韩国和日本都是非常低的生育率，韩国近期生育率降到1以下，平均生育意愿还是2以上。但是看中国的情况，平均每一个人想要生孩子数量已经低于2，并且还是一个持续走低的状态，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还会面临低生育现象或者是面临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状况。即使是开放二胎带来生育的提升，也只可能是一个短期之内的状态。

❏ 结婚年龄的推迟与不婚率的提高

当面临低生育时，结婚行为的变化主要是结婚年龄的推迟与不婚率升高。首先是进入婚姻时间逐渐推迟，另外就是有一些不婚群体的出现。整体来看女性推迟进入婚姻时间的幅度是高于男性的，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女性受教育和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的必然结果。

除了婚姻年龄推迟，不婚率也在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进入婚姻时间越晚，如果这样来看，受过大学教育或者是研究生教育的男性、女性进入婚姻比例更低。对于所有受教育群体来说，只是受高等教育的人进入婚姻时间更晚，一方面是因为在校时间更长，一般而言博士毕业已经超过28岁了，在校期间很多人不会选择进入婚姻，这样进入婚姻时间自然会很晚。另外一方面可能这些人在择偶上会有更多选择，会有更长的择偶时间。

❏ 婚前同居的增加

关于同居，同居在我国以前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并且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婚前性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从数据变化来看，同居比例有显著地增加，这是普查数据计算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实际被低估了。因为在人口普查中没有直接问是不是处于同居状态，而是我们根据间接信息判断的。比如说一男一女住在一起，并且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以及年龄相差在15岁以内，我们认为他们是同居的关系，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普查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这种同居关系是没有办法被算进去，并不会被认为是家庭成员。所以是有低估现象，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同居在迅速增长。

可以看到的不是当前正处于同居状态的比例，而是曾经有过的比例，而且这个比例增加地非常迅速，比如说50后、60后当中同居仍然是非常少见的现象，不到3%，对于60后来说是5%左右状态，如果看80后、90后已经超过20%甚至是达到30%状态，已经逐渐变成了非常普遍的状态，有大量人选择婚前同居，然后再进入婚姻。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上海的80后当中已经有超过40%的人在婚前有过同居经历。

大量的同居一方面是婚姻前奏，另外一方面对其它的家庭行为也产生影响，比如人们推迟进入婚姻的时间。同居作为一种过渡的状态，既满足了拥有亲密伴侣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不用进入正式婚姻，因为婚姻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积累特别多经济基础。有很多人还有心理建设，觉得进入婚姻之后身份就改变了，所以不想进入婚姻只是想同居。所以一定程度上推迟进入婚姻时间。此外，同居关系之内会发生性行为，会增加未婚先孕可能性。可以看到对于有过同居经历人来说，无论男女，相比没有同居经历来说婚姻时间更晚。

❏ 离婚率的上升

第四方面是离婚率上升，大家从不同媒体的报道会看到中国婚姻已经火速走向解体，中国家庭不复存在，离婚率达到50%。中国现在离婚率是不是确实到达非常高的状态，人们婚姻已经不在稳定了，如果仅仅看粗离婚率似乎确实是这样，除了俄罗斯以外，中国已经超过大部分的国家包括欧洲的国家以及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而且一路走高。但从人口学和统计角度来看，粗离婚率是非常不精确的指标，具有一定的误导性，粗离婚率是说每一千人当中离婚的人数，但是每年有多少人离婚取决于进入婚姻群体有多少。一个社会如果可能的话，所有人都选择不进入婚姻，没有人是在婚姻状态那就没有人离婚，这个时候粗离婚率就是零，但是这个程度不代表社会婚姻是稳定的。如果横向比较，我们国家婚姻其实还是处于非常稳定状态。这个横向比较就是将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进行对比，我们国家离婚率是呈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状态，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稳定的。虽然有上升，但是其实上升主要是因为时期堆积，这些年我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迁，人们可能变得更加勇敢，很多人在婚姻当中不幸福就会选择离婚，但其实是不同年龄人或者不同进入婚姻时间的人，在同一时间选择离婚，都在最近几年选择离婚造成了粗离婚率显著增加，但其实并不能显示我们国家婚姻稳定度是全球最低的水平。

❏ 低生育率，低不育率，少量未婚生育

关于生育率，我们国家未婚生育比例非常低，对于婚前怀孕和婚前生育状况，我们称之为未婚生育。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先生孩子，在6个月或者是一年内跟配偶进入婚姻，虽然这个顺序有点不一样，但最终还是会进入婚姻，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关于婚姻和生育的模式顺序。

非常少的人会选择生育之后也不进入婚姻，主要是受到法律法规的影响。没有进入婚姻，在孩子上户口或者是自己修产假等方面受到一些限制。另外，跟我们的观念也有着非常大的相关性。西方国家在1980年以后从法律上才逐渐认可婚外生育孩子的地位，法律规定父亲必须承担抚养照顾的义务，并且婚外生子和婚生子有同样地位。在我们国家并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80年《婚姻法》中已经规定非婚生子和婚生子权利和义务是同等的。虽然计划生育有一些影响，但是一定程度上法律法规上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西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律上变化之后，未婚生育或者是非婚生子地位被承认之后，未婚生育有一个显著增加。在美国非婚生育比例非常高，超过30%达到50%，在很多欧洲国家也是类似。在我们国家即便法律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但是我们仍然有着传统观念，认为婚姻还是养育子女的最好机制。无论是婚前生还是婚后生，总要进入婚姻才是养育子女最完整的状态。其实社会舆论或者是整个规范还是有这样一种倾向，这个倾向或者规范也影响到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总结

❏ 中国发生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有独特的趋势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已经发生第二次人口转变，但是呈现非常独特的趋势。相关指标并不是同步发展，比如非常高的同居率，初婚年龄在推迟，不婚率有所上升，婚外和不孕非常少见。不同家庭行为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这是具有我们特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或者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模式，也是家庭行为变化的一个模式。

❏ 传统家庭功能依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传统家庭行为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婚姻相对稳定，尤其是有子女的家庭。子女其实对于家庭或者是对婚姻有强烈的保护作用，很多人选择不离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子女发展。可以说中国家庭仍然维系着传统子女养育功能。养育子女是家庭与父母的责任，父母有义务需要为子女提供好的条件，让他们成才成长。很大程度上今天婚姻稳定或者是离婚率不是很高，是受子女中心主义依然存在的影响，这是为了子女考虑的结果。可能当子女中心主义消失的时候，离婚率才会显著增加。短期之内，尤其是对于已经生育子女的家庭，婚姻相对还是稳定的，相比之下，没有生育子女的夫妻的离婚风险更高一些。

另外一方面，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教育期望投入普遍很高。在西方社会，可能家庭条件更好的、父母教育更高的家庭，对子女有很高的教育期望和很高的教育投资，因为这样的家庭知道投资子女让子女实现社会流动，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至少能够维持现在社会地位。而对于底层父母而言，不一定对子女有很高的教育期望，不一定会期望子女上大学。但是如果就中国情况来看，无论是经济社会地位高的家长，还是经济社会地位低的家长，都是为了孩子倾尽所有，可能这一点在中国社会也是非常独特的现象。无论父母是小学教育程度还是博士教育程度，都普遍有很高的教育期望，哪怕是最贫困的山区都有相当一部分家长认为孩子一定要读大学，都是有非常高的教育期望，子女中心主义依然存在。

讨论

❏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地区差异

我们需要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包括婚姻行为和生育行为变迁在地区上的差异，这是我们国家突出的特点。一方面，房价可能会成为阻碍人们进入婚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尤其是房价很高的大城市，同居现象会变得很普遍，人们进入婚姻的行为和基础会发生很大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离婚率也呈现着非常明显的地区差异。

❏ 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

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无论是家庭文化还是性别观念都有延续性。一方面，人们仍然普遍推迟进入婚姻，或者有一部分群体成为不婚群体，但是从整体来说，年轻人依然对婚姻有着较高的期待，超过90%甚至95%的年轻人认为还是要进入婚姻，婚姻仍然是一个被普遍期待的事情。只是说受限于现实条件，很多人没有办法结婚或者是推迟结婚。另外一方面，女性向上婚传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婚姻市场中匹配的有效性，使得一部分人没有办法找到适合的配偶。尤其是对想要结婚的人，很多受过较高教育的女性不想结婚，我们也应该尊重她们的选择，因为这是个体自由，也是后现代化必然的事情。

於嘉，于2014年8月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担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口学、家庭与社会变迁、社会分层、性别不平等与流动人口。学术成果发表在Demograph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社会学研究》、《人口研究》、《社会》等国内外人口学、社会学高水平期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