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01年1月中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传媒采访时，对中国股市当前状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吴敬琏提出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一是“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二是“全民炒股不正常”；

　　三是“中国股市目前的平均市盈率已高达60-80倍，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长期支持这么高的市盈率”。

　　此语一出，证券市场的行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深沪两市指数双挫，市场人气严重不足。在春节休市期间，虽然证券市场的交易停止了，但关于市场如何发展的讨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2月初，国内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5位经济学家共聚一处，针对最近处于舆论焦点的中国股市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使有关股市的论战规格与激烈程度明显升级。

　　2001年开年，一场针对股市监管的争论在几位顶尖经济学家中展开，每个参与者都自命“为民代言”。

　　在只有两个选择答案的情况下，一个散户在热心地发表过一番支持某方的言论后，退出了股市。他8年的炒股经历，总结不出任何可操作的经验。

　　别了，中国股市，这个曾让我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充满幻想的地方。我别你而去，是因为你充满了欺诈和虚伪，我无意用血汗钱验证那一个个真实的谎言；我别你而去，是因为我面对那么多股托，那么多庄家吹鼓手，无力戳穿他们；我别你而去，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无意继续去玩那火中取栗的豪赌游戏；我别你而去，是因为早就想离开你，而这次痛下决心，是因为踩上了你布下的一枚重磅地雷；我别你而去是因为我知道，我一个小散户根本就斗不过在资金、信息、人才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的庄家机构。

　　回想这8年股海经历，炒股带给我的除了紧张、挂念、悔恨、短暂兴奋、长久失落之外，就是巨大的亏空。

　　-初入股市我从顶峰跌落

　　1993年元月份加入中国股市，当时上海股市从上个顶峰的1400多点跌落之后，正向第二个高峰冲击。当时年少无知的我和一位年长我一轮但同样勇气可嘉的朋友，面对牛气冲天的股市，按捺不住拿到崭新的股东登记卡后马上进行交易的冲动。就在华联和上海一百上市的那天，我们完成了入市后的第一笔买入交易。第二天股市好像冲到1536点，那是中国股市未来几年的铁顶。那天，我正站在天津证券公司二马路证券部前，在人头攒动中目睹了上证指数冲上新高。当时对这个点位的意义不太了解，因为当时人们都说要到1700点，但我旁边一位老股民嘀咕，看这架势要崩盘呢。我当时不明白，他是怎么看出要崩盘的。但过后几天，的确出现了崩盘现象。股价凌厉地下跌，一下子跌到925点，当时别人都说可能还要跌。

　　当年，我与那位年长我一轮的朋友，共同组建了一个共同投资基金，吸纳民间资金十多万元。我们是停薪停职炒股票的。在1992年末，天津刚开始发行开信受益和创业基金时，我们在很低的价位买了几万股。但看到上海股市如此火爆，而天津两只基金却波澜不兴时，于是开了上海的账户，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上海股市。

　　我们住在天津塘沽的石油新村，离市区有50多公里距离。每天一大早出来，很晚才回去。虽正值寒冬，只要开市，风雪无阻。常常是早饭和午饭合在一起吃。

　　当时我有一种预感，我们这样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地往返在天津和塘沽两地，表面上似是在奔赴一场盛宴，可能实质上是参加一个葬礼。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这一点。

　　这样跑了几个月，我的胃一天一天地坏起来，因为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空腹骑车到车站，然后坐一小时车到天津，再从和平路穿过慎益大街到南市。我饥肠辘辘、脸色苍白，穿过陌生的人群，义无返顾地好像在赴一个死亡约会。我常忍着胃疼提醒自己，挺住，前面可能就是金银山了。但是在我的胃疼发作得更频繁之时，我没有迎来金银山，我却迎来了股市的狂跌。股市正从高峰向930多点滑落。而此时天津的基金市场却火起来了，我们原先购买的基金涨了接近一倍。朋友从长春回来后，我提出不干了，把所有的股票和基金都抛出去，把钱还给大家。他不同意，他说你走就走吧。就这样，我带着几分愧疚和失落回故乡养胃病。

　　那是我第一个阶段的炒股感受，基本上被悔恨包围着。

　　我买了深沪股市中唯一没赚过钱的新股

　　1993年8月份我的胃病有所好转之后，告别了故乡来到北京正式开始我喜爱的写作生涯。中间抽空回了趟天津，在沪指880点时购买了刚上市不久的青岛啤酒[微博]，价位是10.97元。因为当时青啤的发行价加上发行成本是12元多。我以为在此价位买入不会吃亏的。

　　当年还没有建起电话委托，我在北京工作，户头开在天津，所以只能做中线投资。只可惜，青啤没有上涨反而一路下跌。在1994年元月4日，我又在8元钱价位购入青啤600股。但之后，青啤依然一路下滑。到4月份时，我急于把资金账户挪到北京来，就在5.6元时把青啤全割肉了。那一笔亏了4800元。当时我的工资刚从每月300元涨到每月560元。我的资金是家里准备为我结婚用的，谈好了给我一万元。另外有5000元，是女朋友家的。

　　4800元是小数目，但对我却是个大数目。而现在想来，青岛啤酒是中国股市唯一一只没有让股民赚到钱的新股而被我买中了。它的发行价是6.38元，但由于全国人民炒申购表的热潮，它的申购成本居然和股价差不多，发行价格达12.97元。它的流通盘子是1亿，属于大盘股，股性很呆。这只新股没让全国股民赚不到钱也有它的道理。但对我来讲，却是并非必然。我只能自认倒霉了。

　　333点铁底 从我手中滑过

　　在北京开户后，我在离天安门35公里的京东小镇分了房子，当时还是没开通电话委托，所以炒股也是到城里采访时，顺便进行。所以一年中次数也不多。

　　我于1994年6月2日，购入1000股成量股份，价位是3.35元，1000股四川峨铁(现在叫川投控股)，当时的上证指数是540点。之后股指下跌进入加速期，这近两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讲真是炼狱般的考验。看着这两只股票又要赔去我数千元，心情低落到低点。

　　当时股市传言，股指要到200多点。但我挺住没有割肉。到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333点。之后，股指就强劲反弹，大盘连续上涨，只可惜我的三线股却步履缓慢，虽然解套了，但利润太少。持续两周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在8月5日把成量和峨铁都抛出去了。当时点位是683点。但是抛完第二天，三线股大幅飙升，一周后我的那两只股票涨了近一倍。那种踏空的滋味比套牢难受多了。

　　我一直空仓，但在这轮行情快结束时，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渴，在9月29日这轮行情见顶时，鬼使神差又杀进股市买了900股成都工益，价位是4.48元。到10月中旬，该股已跌至2.9元，我一怒之下，割肉离场。当时我刚刚结婚，什么家具电器全没有，就在愤怒之余从股市取出了大部分资金，购买了音响和彩电。

　　中国股市的最悲惨年份是1994年，那一年我亏损4800元。中国股市的铁底我赶上了，但从我手中滑走了。我像一个等了一年的渔民，在看到成群的鱼儿从面前结伴而行时，却没有张网捕捞，那份惆怅，只有酒醉才能消解。

　　“5.18”井喷--让我痛失好局

　　1995年5月17日，我到股市，想买点成都工益，当时价位是2元零几分，在打入价位时，心里想自己的血汗钱实在来之不易，于是填单子时少挂了3分钱。没有成交。

　　晚上，广播里传来了国债期货暂停的消息。我预感到大盘可能要暴涨，第二天到股市，看到成都工益已涨上去了，不大敢买。第四天也就是5月23日以2.50元价位买了6000股，可惜井喷行情结束了。后来我在696点时把成都工益抛出了。没有赔钱。

　　“5.18”井喷是中国股市著名的历史事件，我有幸赶上了，而且居然在5月17日还填了买单，只可惜一念之差，痛失好局。

　　我好像和股市在做着一场游戏，我像一个瞎子一样，被股市的庄家们戏弄得迷失了方向。其实，众多小股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庄家震仓 卖过之后就暴涨

　　这些年炒股，吃过几次庄家洗盘震仓的亏。那一次是1995年，我在2.8元买入5000股金杯，持了几天，但不见动静，于是在上午抛掉，没成想下午该股急速上升，连续几天上涨，涨幅达20%以上。

　　1997年，股市行情不错，我打入3000股亚盛，当时我花钱安了钱龙卡、电话委托也开通了，资金充实到4万元。我们不实行坐班制，在家时就坐在电脑旁，看股市行情。亚盛一周来也不怎么大动，大盘却很火爆，在周五上午，我要去天津塘沽，就把它抛了。下午到塘沽一看亚盛却涨到涨停板，下周又连着两个涨停板。有若干次，我都是在底部买到了股票，比如天目药业、泰和基金，都是卖过之后，就疯涨。只赚到小钱。

　　但后来，我听一位在证券部工作的朋友说，在大户那里可以从卖1、买1看到卖10、买10，一般散户只能看到卖3和买3。对于庄家而言，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筹码之外的分布情况。所以一般而言，往往是大部分浮筹被震出之后，庄家才拉升。你在的时候却不拉升。

　　中期投资，见好就收

　　让我渐入佳境

　　经过数年的股市洗礼，我逐渐形成了一套思路，即有大盘低位横盘期间买滞长股，捂上几个月抛出，然后见好就收，任它股市如何涨，也不再追高。在这种思路下，我在1996年、1997年实现了赢利。尤其还中了个新股。所买1000股天津内部股：玻壳，也在见好就收的指导下抛了。两年下来也有几万元的收益。

　　但是这种思路对于我这样的性格好像并不实用。

　　1996年，我按照中期投资、见好就收的原则，一年当中用6000元钱赚了5000元钱。后来股市狂升，我一直不为所动，因为1994年那场噩梦一直挥之不去。我有个炒期货的大学同学，偶尔通电话，告诉我有庄家做大飞乐。他是随便说的，我却听者有意。因为当年在国债期货还没热时，他曾对我说，你要愿意做期货，可以凑4万元钱，我为你开个户。我找几位同事想一人出一万元博一把。但由于其中一位家里出了变故，这钱就没凑齐，国债期货就没做成。不久，国债期货就热起来了，一直到出了“3.27”国债期货事件。我的同学后来打电话说，当时你要是做的话，现在可发了。

　　我当时想到，当初没有听同学的，结果没赚到大钱，这回要听一次他的，反正庄股也不会太依附于大盘。于是我就在《人民日报》发社论的前一天买了大飞乐。结果第二天就迎来了《人民日报》的社论，一连三天跌停板。几天后我割肉出局，1996年白干了。

　　大幅亏钱

　　从装上钱龙卡、听专家讲课开始

　　在自己资金卡上人民币金额达到数万元之后，我安装上钱龙卡，周末也到城里听听专家报告会。记得有一次听许工讲三条均线粘连向上，股票放量上攻时，就是买入时机。于是试了一把环宇股份，结果一下子赔了一万多元。

　　交易便捷，信息渠道通畅后，我做得也多了，但赔钱也不少。后来听我那位在证券部做中大户管理的朋友说，做股评的大部分都是庄托，有的是为大户服务的，没有为散户服务的。他说那位赵某，一般是上午告诉大户们做什么，下午告诉中户们做什么，晚上通过媒介告诉全国人民做什么。第二天该股要涨一涨，第三天就一路下滑。跟着他做的大户和中户都是短线，所以都赚钱，散户们可就惨了。现在他虽然在散户里名声极差，但电视台却要请他。

　　我的朋友还说，什么杨百万、唐能通、花荣，那些专家和股市神话制造者们，当年的确是从散户变成了大户，制造过一段神话，但现在，大多是无法适应新市场才收山了。改作专家、改为讲课赚钱。所以他们的东西都代表过去，对今天的市场只能作为参考。

　　踩雷式炒股法--让我踩上中国股市最大地雷

　　我一直对中国股市抱有很大的戒心，因为眼瞅着像成都工益在效益越来越差的情况下，股价却从2元多升到10元多，四川峨铁在改名之后，居然从3元多升到20多元，那个广华化纤虽然亏损，但后来一重组，更名后效益大增，股价更是翻着跟头向上冲。老实讲，中国股市的股票质量是越来越差，但股价却越来越高。所以，我一直不敢买高价股，买那些三线股，总觉得踏实些。但在2000年“五·一”劳动节，到华东旅游，顺便到上海看一位老朋友。他向我传输了一套短线炒股法，名为“九阴真经”。即选择那些缩量的、连续下跌、K线的下影线不要过长、跌幅将达到15%的股票，在跌15%的价位挂低单买入。如果能买到的话，第二天就要抛出，最晚第三天也要抛出。

　　我观察了很多股票的K线图，发现这种办法真是很灵。一只股票在连续缩量下跌到13%左右时，探底到15%时，都要反弹一下。朋友的实战经验也不错。他的资金从6万元滚到了13万元。

　　我从2000年5月份开始用这招，当时我的资金达到8万元，办公室里可以上网，下载了证券之星，开通了即时行情。我想，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了，我也要制造一个股市神话，或者说股市佳话。但开始用这招不太顺，因为这招要求出手要快，不能贪，也不能怕。我赔了一万多元后，开始找着点感觉，他这招是挺邪的，大多数股票都在预设价位反弹，幅度一般有3%以上。有的股票甚至从跌停板当天打到涨停板。但这种方法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很可能遇到股市地雷。一些问题股、出货股不能避免。

　　我因为一直小心翼翼地干，小钱赚了一些，但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地雷———中科创业，却被我踩上了。我在第一个跌停板价位买入，随后该股又连着9个跌停，我每天集合竞价挂卖单，等在跌停板打开时卖出，它又来了个涨停。我抛出后，并不后悔，因为我决定退出中国股市。

　　中科创业股票的内幕被披露出来，这是一起典型的虚假重组、恶意炒作的案例。

　　亿安科技也在被调查之列。之前我还听说过琼民源、南通机床的事。中国A股市场已到了很难扭转的地步。看看我们那些海外上市的股票价格，无论N股还是H股，价位才是正常的回归。

　　我们面值一元钱、每股税后几分钱利润的股票，股价居然可以炒到几十元。一方面是大量属于公家的资金可以炒股，甚至可以到银行贷款。这种情况，使得那些操盘手们在做庄失败后，只是下课而已。另一方面，我们的上市公司大部分为国有企业，公司经营不善，可以通过资产置换把即将烂掉的资产置换出去。这些别人看不懂的不理性行为在中国证券市场大量上演着。这一切使中国股市的性质完全蜕变了，基本上就剩下两种，一是上市圈钱，二是给好赌者们提供了一个豪赌的场所。

　　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我决定退出股市。（文／皇甫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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