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文章：我国资本市场的转型形势将更加严峻

　　特约撰稿人侯宁

　　最近，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在长春提出，“振兴东三省”的发展模式应该和“西部大开发”有所不同，后者重点在于“开发”，而前者的重点应该是“转型”。此言一出，众人叹服，媒体也纷纷转载。何以如此？就是因为郑杭生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凭着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敏锐的社会嗅觉，一语道出了东三省与西部的根本区别。转型，旨在心理 、观念和体制的变革；而开发，却重点在于人力物力、投资和政策扶持。这个思路让笔者也想到了我们熟悉的资本市场。事实上，我们的资本市场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么？有的东西，需要我们开发，比如新的交易市场，新的金融创新品种；而有的则需要转型。譬如股市定位、监管框架以及交易体制等等。而且，以笔者愚见，和东三省的振兴一样，我们的资本市场急需的也是“转型”。

　　谁都知道，转型这个概念，提出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市场中就更难了。近期针对股市的跌跌不休，众多学者专家对我国股市定位为“融资场所”这一点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指出了这样定位的危害，也指出了股市应该恢复的本真，就是要让市场恢复其资源配置的主要功能，而不能寅吃卯粮，不断地从股市中圈钱，而忽视了广大投资者要求回报的正当要求。但言者凿凿，词严义正，却既不能挽救股市的颓势，也未见有关部门拿出切实的主张和措施引导“转型”。投资者反而看到，新股不停地发，转债不停地上，抽血活动仍在不间断地进行。为什么呢？因为转型的需求从来就有，但最近才刚刚在股市的下跌中被有识之士强烈地感受得到，才如此郑重地提了出来。因而影响到决策层、监管层还需要时间。更何况，只有绝大多数人对此形成共识，才可能会加快我国证券市场的转型步伐。

　　事实上，和我国经历的社会变迁一样，我国的资本市场也正处于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在郑教授看来，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短期内无法完成，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进程。而与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比较而言，体制转轨应当在相当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的必然要求。

　　应用到我国证券市场，就要求我们在加入WTO的大格局下，尽可能地推进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的步伐，逐步摆脱上市公司股权分裂这个历史枷锁，逐步优化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机构，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的投资市场体系。而这个过程，将贯穿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壮大的整个历程，时间会相当漫长，不切实际的提速只能是事倍功半；但对于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体制转轨，则要求我们订下时间表。比如针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融资体制的变革，针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证券违规违法法律追究机制，等等，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执行起来。这样，才有希望如郑教授所言，真正降低我国证券市场体制改革的成本。让监管变得公正严明，让市场变得魅力无限；让融资更方便，让投资更有效，从而让投资者看到股市的美好前景。

　　遗憾的是，也正如郑教授所言，上述两个转变同时并进，相互推动，也相互制约，造成我国社会结构冲突和体制的摩擦，从而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这一点，在我们的资本市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结构上看，我国证券市场的基石不稳，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东“一股独大”带来的股权结构流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内部人控制”，成全了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而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结构设置优势的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饱受掠夺，纷纷站出来抨击这样的不公。有些甚至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无奈办法来进行抗争。而我国资本市场散户众多的投资者结构畸形目前虽然随着各种投资机构队伍的超常规发展有所改观，但处于弱势的几千万散户投资者在投资渠道匮乏的状况下依然只能寄望于股市投资。机构投资者仍然显得结构单一，而债券市场、中小企业板、场外交易等新的投资场所依然太单薄或者干脆还没有发展起来。

　　而从体制看分析，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依然占据绝对主流，银行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本来就比较低的间接融资比例近两年却随着股市的持续低迷变得更加微乎其微，以至于学者们喊出“股市边缘化”的呼声。而在近些年来反复为人诟病的上市公司高管、券商高管、其他中介机构等坑蒙拐骗的违规违法行为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法律上责任追究机制的缺乏。即便在近期宣判的银广夏案件中，我们能够听到的反应也几乎是“判得太轻”这样的感慨。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追究机制还存在问题，以至于让犯罪分子在证券犯罪问题上无所忌惮。

　　当然，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还很多，因为在我国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下，农民问题、失业问题、劳动力转化问题、犯罪问题等等，都会与这种迅猛的转型相伴而生。所以，我国资本市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无疑会出现许多预想不到的问题。而这两年多来，这些问题正在通过股指的持续下跌集中地表现出来。可以说，在债市、股市、期市等资本市场中这些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必须解决、不能再拖的地步。而这种矛盾也已经和正在向货币市场蔓延。人民币升值的潜在压力已经不容忽视，央行基于经济局部过热的判断而开出的“调高银行准备金率”等猛药在不知药效如何的情况下，不仅让关注股市资金面的人们急出了冷汗，也让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专家们在不以为然的反驳声中陷入沉思。很显然，在中国金融体制深刻变革的“浴火重生”历程中，离开了证监会的周小川即便在央行行长的位子上，也已经感受到了“火山口”旁打坐的焦灼。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说：“东三省的改造、振兴和转型将充满着更为严峻的考验”。而笔者以为，把这句话套用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也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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