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调控应关注习惯性暴跌

　　国信证券何诚颖博士

　　股市暴涨暴跌都是需要避免的，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政策对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应该本着爱护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原则，精心安排政策出台时机，尽量减少政策出台可能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同时，出台调控政策时应作出准确阐释，给市场明确预期。

　　调高股票交易印花税以后，中国股市出现了剧烈的震荡，市场观望气氛十分浓厚，一个月前的冲天牛气已经不复存在。随着频繁出台的政策，股市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股市暴涨缺乏理性，但暴跌同样缺乏理性，比起暴涨，其产生的社会危害更严重，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欧美、香港等成熟市场中，5%以上的暴跌几年都难得一见，一旦发生，政府便要出来表态。但在中国大陆股市，这两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深沪股市4％－8%的暴跌频频出现，并且由先前的每月一次，变成近期的每周几次，甚至连续几天；从先前的周末、月末，演变为全周、全月任何时候。这表明，中国股市健康运行的能力不足，股市的稳定性差，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做得还不到位。

　　中国股市的风险不在于指数、市值的快速上涨，不在于日交易量、换手率的迅速放大，也不在于是否有大量的居民涌入股市，这仅是问题的表象，需要防范的是国内股市经过

　　笔者认为，管理层应将调控股市的重点从抑制上涨、挤泡沫，转变到治理习惯性暴跌上。为此，必须摈弃人为制造的指数“政策顶”。而在境外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股市没有“政策顶”一说，如俄罗斯股市从2002年至今，涨1800%，巴西股市2002年至今涨547%，印度股市从2003年至今涨500%，香港H股从2001年至今涨1000%，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者也从来不用考虑或担心在“政策顶”上出利空打压股市。

　　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出台股市调控政策时应作出准确的阐释，给市场明确的预期。如近日取消或减征利息税的消息刚出，某些评论便是：“取消利息税相当于加息七次”。又如，财政部将发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的消息，又有人称：“相当于十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对股市大抽血”。这类夸大其词的说法，加剧了市场的恐惧。

　　而事实是，减利息税不增加上市公司贷款成本，反而增加存款收益。这不仅增加了居民存款收益，也提高了股民银证转账户口上资金的收益。而发行特别国债，由于大部分是由存贷差高达10万亿之巨的商业银行包揽，由于利率高于存款，从而提高了银行收益，所以对股市并非是利空，对银行股而言是利好。但如果相关部门不作好宣传解释工作，则容易引起市场的误读。

　　应该说，股市暴涨暴跌都是需要极力避免的。一旦出现上述情况，那么整个社会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而不仅仅是股市的事情。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政策对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应该本着爱护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根本出发点，在制订政策的同时，精心安排政策出台时机，尽量减少政策出台可能造成的对市场的冲击。

　　其一，当前应加强对暴跌时的股价异动、违规对倒的监管查处。目前，管理层对市场的监管查违规，偏重于对主力一路往上做、价格暴涨的个股。然而，暴跌时主力将股价一路往下做时的违规一点也不亚于暴涨时。而在海外股市，这种对倒往下做的手法属于违规，是要判刑的。

　　其二，相关人员应慎评股市市盈率高低和泡沫多少。应该注意的是，不应将市盈率作为估值的唯一标准，用美国和香港股市30只和36只样本股的16－20倍平均市盈率作为标尺，裁断中国股市所有

　　其三，应将保护国家利益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从2005年6月－2007年5月，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增值了9.2万亿，是2006年157家央企3.9万亿净资产的2.35倍。但是，“5.30”暴跌4天半非流通市值蒸发了3万亿，流通市值蒸发了1.2万亿，再加上“6.20”“7.5”暴跌至今，相当多的中小投资者今年的盈利付之一炬，4－5月入市的新股民则被套30%以上。

　　经验证明，不应采用非市场化的方式对待市场，而股权分置改革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对历史的纠偏。因此，在目前股市并非由于宏观基本面因素而出现巨幅波动，市值损失上万亿，数百家公司股票集体出现连续三个跌停板的情况下，思考一下中国股市的未来走向，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推出相关政策时，应考虑市场的反应，这样不仅有利于市场的平稳运行，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减少这些政策在市场上可能产生的负效应，有利于政策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