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乌有的原罪问题(3)

　　无“法”定罪的“原罪”

　　法律是讲究概念明确的。我查了法典，没有发现“原罪”这个罪名。也就是说，就现有的法律来说，“原罪”这个罪名，在法律上不成立。按法理说，一个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就没有必要再论什么罪了。从法律上说，罪刑法定，无法则无罪。“原罪”无法，所以就没有“原罪”，更没有“原罪”罪。有人说，搬出法律来否定“原罪”，这是较真。那么，如何判断“原罪”问题，涉及几百万企业家和几亿职工的命运，涉及就业、税收和国家稳定，涉及国家走向和国家命运，能不较真吗？

　　道德义愤中真正的“原罪”

　　道德是什么？不就是公正的感觉吗？不就是权利要与义务对等，权力要与责任平衡的内在律令吗？公正与平衡的原则，这是从神来的，是从天道秩序中来的，表现在人心之中，这是人心之中的法。今天一些人强调“原罪”问题，要求清算“原罪”，更多是出于道德义愤。所谓道德义愤，就是认为我们大家的共同财产，被少数人瓜分了。也就是说，公共财产在市场化、私有化进程中，没有公平地分配到全民。没有分到公共财产的人，就因此而有道德义愤，当然也应该有道德义愤。

　　什么是腐败？腐败不是“化公为私”，而是没有公平地“化公为私”，就是一些人把公共资源分到少数特权者手中。这个过程中，谁具有决定权呢，当然是掌控公共资源的那些腐败官员。学术界说，这是“权力资本化”，这是“以权谋私”。吴敬琏先生说，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先生说，这是官家主义。这些观点，对大家来说都变成常识了。都是“权”在作怪，“官”在作怪。因此，说有“原罪”，那么“原罪”的根子就在腐败的官员身上，在腐败的公共制度身上，受益的是官和与官勾结的商。官用暴力来垄断资源，交给垄断公司经营，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

　　生产者无“原罪”

　　改革三十年，有几条是不可否认的，一是

　　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前没有商人，没有企业家，而现在有充满活力的商人和企业家。从这一职业结构上看，中国社会改革以来的根本变化，就是出现了商人或企业家群体。这是新的因素，这是最大的不同因素，这新的因素的出现和发展，正好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相伴相生。改革前有电视机吗？有洗衣机吗？有电脑吗？有手机吗？有小汽车满街跑吗？有琳琅满目的服装，有鳞次栉比的楼房吗？有每天成千上万艘货船把资源拉到中国的各大沿海码头吗？这些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是有些人所说的从“原罪”来的？那么，难道不都是从企业和公司里生产出来的？这一切全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背后，企业家难道不是核心推动力吗？改革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6%，总量翻了十几番，2006年突破了20万亿，这就是中国有产者阶层产生的基础，这是从财富生产和发展中产生出来的。

　　中国改革以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商人，他们是财富生产的组织者，他们组合专业人员和广大职工，创造了物质财富，创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创造了国力，他们是中国生产力的宝贵力量，是国家的无价财宝。前一阶段《大国崛起》的片子很热闹，但我发现，这个片子虽然总体不错，但就是要点不清晰，不清晰在那儿？就在没有讲清一切大国崛起的背后，就是财富生产和控制力量的崛起，就是工商业和工商业者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