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7年，中国股市估值更是进入全面高估的极度亢奋阶段。在2007年8月的时候，深沪市场加权平均PE分别为58.4倍和59.3倍，接近或超过中国股市PE估值的最高历史上限。

　　但是，公司的盈利水平却远远赶不上股价上涨的幅度。统计显示，2007年的中国股市，即使将分红派息因素考虑进去，1500多家上市公司当年实现利润9517亿元，以3‰的印花税、券商2‰交易佣金及日均2000亿元成交量计算，则2880亿收归国库，1920亿被券商收入囊中，两项之和共计4800亿元，大大超过当年上市公司2757亿元的分配利润。

　　中国股市在七年之后，再度被认为是缺乏投资价值的“赌场”。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市场小组研究发现，美国主板市场是典型的盈利推动型，1926年-1996年的70年间，股价指数上涨了52倍，年均增长率为5.83%，但平均PE仅增长0.9倍，年均增长率仅为0.93%，股价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盈利的不断增长。70年间平均PE在20倍以上的时间仅有7年，只占10%，而平均PE在20倍以下的时间则长达63年，理性估值时段占比达90%。

　　与美国主板市场估值状况变动相比，年轻的中国股市的股价指数上涨更多时间是靠非理性乐观情绪推动股价指数上扬。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股市的悲哀，如若不能尽快实现股市繁荣动力从乐观情绪驱动向上市公司盈利增长驱动转型，那么，投机盛行、零和博弈的特质将成为中国股市长期无法摆脱的青春阵痛。

　　无奈博弈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高上博士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国股市十八年》一书中写道，在中国股市每次重大的拐点及行情产生的背后，都打下了深刻的政策烙印。

　　1992年1月的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1994年8月1日中国证监会出台三大救市政策、1995年5月17日证监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199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股市出现过度投机、1999年的降息及《人民日报》发表的《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特约评论员文章、2001年2月19日B股市场对境内居民开放、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拟“按市场定价方式”减持国有股、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启动股改试点工作，都导致了股市在短期内的大幅上升或下跌。

　　尤其是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宣布把印花税从1‰提高到3‰，4个交易日内两市股指最大跌幅达23%，连续4个交易日触及跌停的个股高达700多家，500多只股票跌幅超过30%，单位基金净值跌幅超过10%的基金家数高达120只。

　　高上博士认为，从宏观政策调控股市的角度看，可以将中国股市分成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策扶持阶段(1991-1996年)，由于市场刚刚起步，很难依靠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自我调节，必须依靠政策扶持；第二阶段，政策依赖阶段(1997-2005年)，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加，市场参与各方制定的制度、监管的力度、上市公司治理与机构自律都无法与市场发展的速度相适应，迫切需要政策调控；第三阶段，市场转轨阶段，(2005-2008年)，解决股权分置的关键阶段，对价是解决国有法人股流通的市场化手段，是监管层管理智慧的体现；第四阶段，准市场阶段(2008年-2010年)，解禁股全流通与股指期货阶段；第五阶段，市场阶段(2010年以后)，市场机制基本健全，管理层逐渐淡出政策调控，市场依赖自身能力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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