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投行的研究观点偏差，在某信用评级机构的董事总经理看来，是盈利机制决定的，他向本报记者坦言：“从根本上说投行没有动机要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地讲，评级机构在次贷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失职，但是评级机构的收入完全依赖于提供评级服务，无论如何都有动力保证评级被政府及投资界认可。

　　而投行的收入绝大部分是来自投资银行部的项目以及机构投资者的经纪业务等，因此为客户谋取更大利益从而得到更多服务费用是投行的目标。

　　“为客户谋取利益才是分析师做研究的目标。”卜若柏指出，“最明显的就是目前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投行在中国的行为。”

　　一段时间以来，外行报告总是重点提到中国有极大的通胀压力，“其实，他们是希望借此中国能提高利率水平，使他们的客户在中国获得更多投资回报。”他表示，因为摩根士丹利等的客户都是海外投资者，所以这些投行的分析师不需要对中国经济负责，他们重视的是海外投资者有何需求和意见。

　　今年下半年，由于国际金融形势的急转直下，这些外行们又基于海外客户们的新需要，撰写了中国应该大举救市的相关报告以及“设立平准基金”的预测，“这并不是他们多么有经济头脑，仅仅是利益驱动下的观点。”卜表示。

　　5.逃离“绞肉机”

　　对于分析师来说，其所处的尴尬境地或许值得同情，但其尴尬背后却还是有着巨大的利益回报。

　　同样，一个行业的软肋，也不应构成分析师做出不规范行为的理由。当上述分析师W提前向基金客户透露招标的结果时，他已经涉嫌违规甚至是违法。

　　“如果他只是提前知道这样一个招标结果，那并不算违规，但是他一旦向股票利益相关方透露这个信息，那就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至于认定其违反了哪些法规还要具体看他获取以及透露信息的细节。”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石律师分析道。

　　而这种提前透露公司重大信息也并不是首例，最有影响力的相关案例是杭萧钢构的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一度成为证监会教育投资者的典型教材。

　　当然，除了证监会的监管，作为直接领导分析师的券商研究所，需要把好第一道关，给分析师提供一份相对平稳的收入和宽松平和的工作氛围，减少外界对于研究的干扰。

　　“例如，华尔街的隔离墙制度是值得借鉴的。”曾在纽约接受过培训的中金某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表示，另外对分析师的短期业绩采取宽容态度也是必不可缺的。

　　去年年底，上海某研究所的前地产行业分析师持看空观点，某几家基金对此不满，认为影响了基金的投资，竟然以交易量减少为要挟，结果可想而知，该研究所劝退了此“影响大局”的员工。

　　如果每一家研究所都是如此，那么分析师仅剩的那一部分独立性也将不复存在。

　　瑞银证券策略分析师陈李认为：“以我在本土券商以及现在外行的工作体会来看，卖方的自我约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买方的需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