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制胜通胀?

　　本报评论员 熊仁宇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并且指出:"我们提出了今年CPI确定为4.8%左右的预测目标。说句老实话，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依然没有改变这个目标，主要出于两点。第一，表明政府的决心，要把控制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二，稳定老百姓对物价的预期。在物价上涨较快时，物价的预期比物价上涨本身更可怕。"

　　而此前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CPI已经达到8.7%了!人们在疑惑中迎接着下一次更高的CPI指数……

　　通胀之源头

　　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都来源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流动性泛滥。从全球角度来看，流动性的源头来自两大发达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美国自2001年IT泡沫破灭之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虽然此后又根据经济发展状况适度回调，但其国内信贷在低利率的刺激之下放量扩张，又将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推至高点。从数据上看，美国的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84%上升到2006年的98%。

　　日本的流动性过剩以另外一种方式演绎。日本在长期的经济萧条过程中所执行的短期利率接近于零，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就从日本银行以很低的成本借出日元，兑换成其他货币后，转而投入到高收益的新兴国家资本市场或者美国资本市场。通过日元套利交易，日本的银行系统手持大量的短期日元债权，进而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所以尽管日本也是流动性的重要来源，但对于其提供的流动性却只能在美国或是其他一些国家中寻找。

　　21世纪的经济增长之谜

　　进入21世纪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种"合意"的经济增长。"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率"是这种经济增长的突出特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却能保证较低的通货膨胀;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背景下也能保证低通胀和高就业的并存。

　　根据对数化的货币数量方程，均衡的货币存量增长速度等于该时期内的名义产出增长速度减去货币流动速度增长率，货币量超过了流通中需要的货币总量必然带来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而奇怪的是，2001年美国经济从IT泡沫破碎中启动之后保持了一个长达七八年时间的高增长、低通胀并存的时期。泛滥的流动性似乎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只是金元而没有大棒，货币数量论在此时似乎已经失效。

　　而我国也是从2001年开始从亚洲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直到今天通胀到来之前仍然演绎着一个"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完美发展路径。沉浸于发展快感中没人愿意指出这种经济增长其实是和经济学理论相悖离的。

　　求解增长谜题之解

　　是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在这里失效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所谈论的理论都是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之下才能成立。在这一条件下，以1978年为基期1，2001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从5增长到14。如果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带来劳动力成本(工资)的同步增长，那么经济会因为需求的上升以一个温和通货膨胀的姿态良性上行。但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并没有跟上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幅度，供给能力扩张而需求不足带来的只能是失业率的上升，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替代关系在这里完全成立;再看美、日，以网络、IT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然能够吸收一部分流动性，但根据第一部分的各口径货币量与GDP的比率数据显示，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并不能完全地弥补流动性增长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其结果必然是随着流动性增长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数量论同样有效。

　　所谓"全球化红利"就是对现实中美经济增长的一种解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日本的零利率政策将流动性通过海外贷款的形式分配到世界各地，而美国则通过资本、贸易双逆差将流动性引向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原材料输出国。由于美国的双逆差，中国则可以将本国过剩的产品供给出售给美国，从而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产能扩张的背景下保证较高的就业率，并为保住、甚至扩大这些需求而将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美国得以以低利率为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融资，保证本国居民的高消费;中国则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中美两国以一个共同的"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完美发展挑战着经济学常识。

　　这种均衡要持久就需要美国不断地扩张其流动性，同时中国也不断地扩大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之差额。从美国来看，流动性的扩张并非是没有限度的。次级债危机之后的美国资本市场如惊弓之鸟，货币市场上美元持续贬值，这一系列事件都将对流动性的扩张带来不利的影响，目前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紧张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事实。从中国来看，而劳动力价格的增长不可能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现实。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完美发展的路径不可能持久。

　　通货膨胀，惩罚或补偿

　　美国首先遭遇的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资本市场上流动性的紧张，因为美元贬值和资产价格达到高点，由其他国家回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因为收益率的问题而流走，流动性的紧张则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的下跌。从资本市场上流出的流动性将寻找下一个投资的热点，需求呈刚性的大宗商品成了比较好的炒作题材，从近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升可以从现实方面佐证该观点。大宗商品价格最终回流入美国国内，恶化消费品市场的通货膨胀。

　　面对通货膨胀，美国的货币政策处于两难境地。由于美国家庭债务总额已接近GDP的总量而资本市场的价格崩溃会给美国经济带来致命的影响，美联储会为了维持较高的资产价格和保证普通家庭的偿债能力需要保持一个较低的利息水平，而低利率水平却将进一步地刺激通货膨胀的恶化。权衡利弊，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最有可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换取资本市场的相对稳定。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时的"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政策选择，此轮美国经济的走势极有可能是一个"低增长、高通胀、低利率"的形态。

　　而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潜在的劳动力价格变现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此种通货膨胀压力带来的内需增长效应能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帮助;而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引起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确将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经常贸易向发达国家进行部分的转移。

　　综上，此轮通货膨胀的根源是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成因是各国对于"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的所谓理想发展的执迷不悟，诱因是发达国家的资产价格的下跌，表现为全球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成本的上涨。对于我国而言，通胀是长期的国际、国内因素共同导致，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保证就业率的基础上尽量减少通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