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市场和公共服务的局限（下）

　　基本想法是，要依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新鲜经验，认真评估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会在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后果（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承认这个现象）。对策是，一方面要以中国的环境、实践和理论为基础，以“为人民服务”为导向，对各类型国家的正、反经验进行综合分析，在反复比较中吸取营养，探索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新方向。要采取灵活的发展政策，增强经济实力，不断地适时完善公共治理，增强公共服务。政府既要弥补“市场失灵”，又要设定机制防止“政府失灵”。另外，在所有制政策方面，根本性的对策还是要保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宪法制度。学习孙中山，既发展私权，又要抑制私权过分膨胀。要在宪法的框架内不断完善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机制，不用多说，市场机制在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存在“失灵”，政府作用也不是尽善尽美。创建两者相互补充的机制是必要的选择。一个社会要比较稳定的正常运行，需要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比较理想的良性互动。

　　需要再分析一下的是私权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按照西方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市场以私权为基础。但是，对大量私权缺乏效率的现象，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20世纪70年代日渐展开的全球性的私有化运动，就是企图在公共政策中彻底清除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以进一步扩大市场、私权的范围来解决传统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社会公平问题。但是，如前所述，事实不尽如人意，自欺欺人、南辕北辙的现象此起彼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是在马克思之后的100多年，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对私有化运动的实证分析再次发现，在发达国家，在进一步扩张私权和市场的作用后，社会公平问题和原有的工资和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又遭遇了严重的挑战。而对外贸易和劳动力市场是万万不能彻底开放的。

　　在发展中的转轨国家，私权表现的作用更为复杂：在一定条件下，私人企业比缺乏竞争、管理无方和腐败官员治理下的公有制企业有效率；但在大量买卖国企和建立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中，发生了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不能实现具有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的经济增长的问题。一些拉美国家还出现了增长中断的极端现象。而过度的贫困现象也在破坏私权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并使得建立市场秩序的努力常常落空，社会动荡不安。另外，目前为止，在中国，无论是在

垄断行业还是在竞争性行业，一批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已经提高了效率、效益和在国内外的

竞争力（在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种事），并且表现出有希望的发展前景，———这就更加映照出私有化的弊病和局限，使私有化造成的财富集中对收入分配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现得格外刺眼。这里简约地介绍一些有关理论。

　　马克思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理论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写道，“财产与劳动相分离是资本和劳动进行交换的必要规律”。这种分离就是财产在资本家的手中集中，是工人的“绝对贫困”。“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惟一能够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资本天然会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工人之间的竞争，拼命压低工资和劳动条件。在工人进入生产过程后，有了工资，是脱贫（指脱离了“绝对贫困”）了，但在通过工资形式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时，只得到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的相对部分，这部分价值与为资本家提供的价值的比例关系，形成了工人的“相对贫困”。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这种“相对贫困”通过工人的相对工资（或称为“比例工资”）表现出来，反映了“产品的价值在他（指工人———引者注）与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当然，马克思非常聪明地指出过，从社会总财富的分配比例来看，工人所得不会绝对地减少，只是相对地减少。随着生产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工人的工资会提高。马克思很注意这种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比例关系。他认为，“阶级和

　　阶级相互之间的状况，与其说决定于工资的绝对量，不如说更多地决定于比例工资”。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由于同物的财富分离而处于绝对贫困，因此他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出售成功后，他在参与分配时又陷入相对贫困。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工人的工资会提高，以及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工人的工资会下降。阶级关系状况取决于财富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工人分散的自发斗争和工会有组织的斗争，可以改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加工人所得份额。但是，工人要彻底出离这两种贫困状况，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才能实现（夏小林，1980）。

　　现代西方学者对于私权的认识和反思

　　现代西方经济学，包括主流学派并不否认私权是“不平等的原因”。新古典综合派的大师萨缪尔森就说过，“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第一位的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训练和机会，年龄和健康。在资本经济体内解决收入差别的基本政策方向是，建立现代福利制度和混合经济。但帕累托遵循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人们对于不平等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造成不平等的基本力量强大到国家干预所不能影响的地步”。萨缪尔森则以为，福利制度和混合经济的出现，或者还应该加上“普选权”对于强势集团的制约作用，已经解决了严重的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不平等本身依然存在（萨缪尔森，1976）。不过，货币学派的费里德曼一直反对福利国家的政策选择（费里德曼，1979）。

　　20世纪70年代逐步展开的私有化运动，已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对私权和不平等关系，以及不平等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严重性进行再探索。这些年来，在西方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已经有一批学者先后提出，“资产不平等对消费增长具有非常有害的影响”。同样，“收入的初始不平等对未来的增长速度具有十分消极的、统计上十分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发现，“最初极不平等的财富分配造成的影响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并且长久地限制增长”。不平等还会带来各种社会危机（《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中文版2003）。

　　私有化导致的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会削弱工人的谈判能力，在“强资弱劳”的不对称关系中形成低工资，并摧毁穷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多年来非常关注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卡拉·霍夫和前副行长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曾经写道，“如果许多人根本没有资产或者资产很少，那么工资率将会很低。因为低工资，最初财富很少的人就会给下一代留下很少的遗产。这样，最初极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可能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

　　期自我复制”（《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中文版2003）。

　　私权能够对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在中国也不乏事实的支持。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中，数据显示：

　　改革开放以后，财产的集聚和集中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总财产中，最富有的20％的人拥有59％的财产，而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则有不足3％的财产。2002年全国总财产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0．55。这种差距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基尼系数达到0．45）交织在一起，对社会产生了很强的冲击力。

　　既然如此，在完善公共治理，增强公共服务的改革中，确实需要直面私人财产快速、高度集中对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产生的严重影响，———这也属于公共治理视野之内的事。

　　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

　　当然，关于私权和不平等的各种复杂关系可以继续去谈论，但是，从马克思经济学、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等不同学派的角度看，私权是不平等首位原因的事实和逻辑的存在，毕竟在提示人们，反思我国日益严重的不公平问题的成因时，在“本质上”排除“私人产权”和市场的重要的负面影响，仅仅是批评政府“公共治理”和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是非常片面的，不利于全面地认识问题和制定有效的对策。

　　特别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综合近30年左右的国际经验，特别是在中国十分缺乏公民社会机制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制衡和腐败比较严重的条件下，长期地看，具有很多放任因素的劳动力市场，配合以私权为核心的非国有部门在各个领域持续的巨大扩展，将促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进一步发展，将使越来越多的没有资产的人成为其雇员，并长期维持低质量就业的状况。如是，中国的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状况（包括马克思说的“绝对贫困”和

　　“相对贫困”）确实将如美、英等国一样，继续下行。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由于多年来问题积累，“十一五”开局，我国就面临“劳动关系中的矛盾日益突出”，“分配秩序不规范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局面。当前，“劳动争议继续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理工作仍将面临相当大的压力”，———这既是公共治理存在缺失和公民社会缺乏自我调整机制的表现，也是多年来收入分配和相关社会问题日渐尖锐化，劳资两大阶层的矛盾日渐增多、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引入农村家庭纯收入结构中工资收入比重已达到36．1％的因素，再考虑到农民工劳动权益受到普遍侵害的现象，可以说，加快完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是关系城镇2．7亿和农村4．9亿就业人员中众多雇员和少数雇主之间关系的大是大非问题。劳资关系涉及总数为7．6亿的普通劳动者和雇主，这个巨大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和谐。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要求通过“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有针对性的重大政策，不是凭空提出来的宣传口号。

　　另外，全球化中私权主导的“寻底竞争”不仅在一再抑制工会作用和雇员工资的增长，而且在抑制和开始瓦解政府的公共服务，包括现行的社会保障体制，破坏“国家与市场的同步增长”。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和防范的一种政治和社会风险（魏伯乐、奥兰·扬等，2006）。

　　综上所述，就是要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促进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的发展。这种现象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促进总体财富的增长，穷人的状况有所改变。这是资本和市场的两面性。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西方理论中都可以找到的一种共识。但是，在马克思的眼中，这种财富增长方式对多数人所带来的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交织出现，尽管他们中部分人的状况纵着比会有所改善，但也离不开相对贫困的陷阱。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穷人在社会总财富中分配的份额，也没有消除这种相对贫困的存在。更何况，资本全球化导致的“寻底竞争”，已经在侵蚀和瓦解这种福利制度。现在，由于对人口增长、地球资源有限性和环境脆弱性认识的深化，人们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增长实际上是少数富国在进行“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先富带后富，全球共同富只是一个梦。“梦已经醒来”，该寻找新长征的路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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