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追赶型经济增长的奥秘

　　探寻追赶型经济增长的奥秘

　　———与孙燕青谈《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

　　

　　据新华社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于5月11日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在对经济体竞争力的排名中，中国内地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大幅提高，从去年的第31位跃居到第19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

　　排名榜同时显示，中国香港依然保持了去年排名第二的位置，而中国台湾的排名则从第11位下降到第18位。美国依然占据排名榜首位，接下来的排名依次为中国香港、新加坡、冰岛、丹麦、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卢森堡和芬兰。此外，印度的排名上升也比较快，从2005年的第39位上升到第29位。

　　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消长，引发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普遍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追赶中实现经济的增长，后发国家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追赶型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什么？面对最新的国际经济体竞争力排行榜，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榜单背后的经济增长规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经济研究的专著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这部由广东省常务副省长钟阳胜撰写的专著———《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在连续5次出版后，最近再次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第六版。这部被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评价为“构建新颖”的专著何以能一版再版？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怎样独特的解读？这部专著能否回答人们面对国际经济竞争力消长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本报记者就此与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孙燕青展开了对话。

　　□本报记者毛哲

　　对人文关怀的坚守

　　记者：我们注意到，《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下面简称《追赶》———编者注)一书的第六版最近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推出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学者，您对这本书有何评价？

　　孙燕青：《追赶》1995年推出第一版，因其“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与创新”(见1996年4月29日经济日报1995年“全国十佳经济读物”简介)而被评为该年度“全国十佳经济读物”，此后该书一版再版，并被译成英文在欧洲出版。今年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又推出了第六版。

　　“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学中一个基本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时代性的重大实践课题。”该书作者的一句话就让读者的视野拓宽到了整个世界，把组织经济增长提高到时代的高度。确实，环顾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不能不看到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后发国家振兴民族经济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过程。尽管各国具体的路径选择会因国情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在形式上，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追赶”的道路。

　　然而，囿于种种局限，真正实现追赶目的的国家或地区却寥如晨星。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脱离具体的国情、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去进行所谓经济赶超，不仅不切合实际，反而会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巨大绊脚石。鉴于此，立足于本国实践而又从实践中升华进而予“追赶”以科学指导的经济理论，其重要性也就不能不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在《追赶》一书中，作者从主体的需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系统地分析了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其特色之鲜明跃然纸上。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主体需要”。那么，什么是主体需要？您认为这一概念的价值在哪里？

　　孙燕青：《浮士德》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深言之，理论之所以变成了灰色，缘于脱离了鲜活的社会生活、缺乏人文的关怀而沦为冰冷的理论。《追赶》一书的可贵之处，是其植根于实践，又始终贯穿人文关怀之情。这一点可能与作者的经历有关。作者大学毕业后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研究生，获哲学硕士后又读完经济学博士，获博士学位。从最基层的生产队长开始，历经每一个台阶到担任常务副省长，作者始终在经济生产一线工作，并对经济发展理论有着深入的思考，从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的理论必定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

　　在本书的导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主体的需要是经济增长的最高原则。“诚然，经济增长可以有不同的驱动力量，如政治目标驱动力、财政目标驱动力、企业利润目标驱动力等等。但是，不管上述任何驱动力量，都必须以主体的需要为基础，不然，合力就不能形成。”

　　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社会的“追赶”过程中，虽然有着诸多后发优势，却客观地存在着种种后发制约以及“先发动经济增长，后完成发育任务”的艰难课题。制约的存在与任务的急迫往往导致了诸多后发国家在“追赶”中难免产生急功近利的心态从而导致种种问题：如环境污染、弱势群体、社会公平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而去对本质进行溯源的话，毋庸置疑的是，倘若忽视了主体的需要和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关怀，不能深刻地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和人的需要之间的本质联系，而把经济的增长当成游离于人的全面发展之纯粹资本、技术、商品的运行过程，始终无法理解“正是主体需要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前进性，从能动的方面决定着经济增长规模的扩大、结构的多样、产品的丰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运动”，不去注意“隐藏在技术因素背后更深刻的动因，即主体需要的变化所产生的利益驱动力的作用”的话，那么，就是缺少了对经济发展之动力源探究与目的性拷问。

　　我们不能天真地把经济的发展想象得那么诗情画意，但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把经济的发展肢解为无视人的因素的冰冷数据。尽管功利性是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但必须看到的是：“主体需要总是表现为经济增长过程的动力、起点和归宿点。”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主体需要的驱动，对此问题的感觉钝化，必定会忽视“由矛盾所孕育和展开的主体内部矛盾的各种矛盾胚芽”，难免不陷入由矛盾的积累而导致的“赶超泥潭”。

　　记者：对于经济增长尤其是追赶型经济增长，作者的论述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孙燕青：如果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予以简要的回顾，则可以发现这样两种教训：一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把经济增长政治化，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去实现赶超目标，结果造成高增长而慢发展，形成短缺经济。另一种，则如马尔库塞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所推行的“强制性消费”，把本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度地刺激起来，造成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成为物质的附庸而日趋单面化、畸形化，成为“单向度的人”。历史的殷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正确地把握经济发展与人的需求之辨证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终极标准问题，所谓纲举目张，亦即此理。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书中主体的需求，并非为对经济欲望之肤浅膜拜，而是对现代经济增长规律的深刻理解及对人文关怀的坚守：“对商品货币关系依赖的人终究不是全面发展的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理应树立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观，坚持以主体为中心，努力把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最高目标。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从历史进程的总体看，社会个人作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与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进步过程……衡量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程度，还必须坚持三条标准：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二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主体需要的不断满足；三是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人能力的提高。”作者力图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人作为主体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因此，本书中“主体的需要”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归宿点的剖析，更是对经济发展与追赶目的之人文解答。

　　变革的社会需要观念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的关怀，而合规律性的理论必定能够予追赶的步伐以合目的性的引领。十六大以来，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职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在这样的和谐社会里，人的主体性必将得到极大的肯定。“十一五规划”更是明确指出：“立足以人为本推动发展，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发展由偏重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转变。”因此，有理由认为：这部初成于1994年的著作无疑具有突出的前瞻性。

　　对追赶关键的分析

　　记者：这本最早写成于十年前的书，对追赶型经济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而在成书后的这十来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追赶中，现在回过头来看，作者的一些理论是否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呢？

　　孙燕青：书中不少见解就是来源于实践，因而十年来的实践又再次证明了书中不少见解的价值。《追赶》一书从生产力发展、资源环境、产业运动和建设、企业素质、技术进步、价值观等十二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的问题、难点、优势和路径选择。在这里我们无法对其逐一解析，而只能予以管窥。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市场的优势和吸引力增强，但“发达国家经过1980年代的政策调整和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竞争力逐步提高，劳动工资在成本中的影响程度降低。这就使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工资为条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其低工资条件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下降。”对于任何一个后发国家而言，后发优势再多，也无法掩盖后发者所客观存在的后发劣势。而且，后发优势往往与后发劣势紧密联系，有的后发国家由于利用不当，使潜在的后发优势转变为后发劣势，引发许多制约现代化进程的难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追赶的过程中，必须把握住防止后发优势沦为劣势并促使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关键环节。

　　记者：您能否举例说明呢？

　　孙燕青：书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这与当前中央大力强调自主创新无疑遥相呼应。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长期持续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但是，技术的劣势，已成为我们在追赶的道路上“瓶颈中的瓶颈”。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然而从技术创新和科技能力来看，依然有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甚至超过了我国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缺乏技术的支撑，我们就摆脱不了作为“经济脂肪”任人宰割的命运。因此，重视本国的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者和企业的素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方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作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实质上是技术进步的差距。”本书中，作者首先将技术进步定位为现代经济赶超中后来居上的第一推动力，把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归纳为企业素质最重要的方面，剖析了技术创新规律与技术扩散规律，强调“在产业发展中，所谓产业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本质上都是一个技术问题：所谓创新，核心是技术的创新”，“必须制定企业技术进步战略，积极组织实施”，突出“一味在粗放式扩张发展的老路上走下去，而不及时在经济具备起飞条件逐步向成熟发展过渡时，迅速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集约型内涵发展的路子上来，重视企业的技术进步，它就必然要逐步失去经济增长的深厚沃土”这样的科学命题。

　　技术是由人来把握的，于是，本书一脉相承地得出以下结论：“人才资源作为一种能动的特殊资源，是一切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代表着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教育已成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必须确立“教育同时是进行人才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代表社会经济竞争力的一种特殊经济产业思想”。书中同时点明的是：教育产业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后发国家的条件限制，因此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困难更多，周期更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任务会更艰巨。而这点，应该引起严重注意。

　　“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的科学结论，它强调：“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十一五”规划亦明确指出必须“发挥人才作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在此，例举的目的并不是想对作者观点进行亦步亦趋的“援引证明”，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科学的论断和决策，回应和提升了作者的观点，尤其是在对追赶关键的分析上。

　　对发展机遇的把握

　　记者：我们知道，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而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其发展仍是追赶型的，书中对这种追赶型的经济增长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孙燕青：作者自谦该书“不是一部学理性的著作”，但书中深邃的思想火花却不断地闪现，汇集为思维的珠玑之链：如认为扩大投资是经济起飞的第一启动力，但不是惟一的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对投资力度和“瓶颈”产业在资金转化为投资的作用的研究；对“主体需要———产业结构升级规律”、“经济增长———资源约束规律”、“经济增长———环境约束规律”、“经济增长———体制约束规律”以及“经济增长———人文价值约束规律”的归纳演绎；对“洼地”效应的感悟与实践等。不过，最吸引读者的，还是书中折射出的协调发展思想和对把握历史契机的理解。

　　“协调”是本书的关键词之一，如主张基础设施建设应采用“协调型”发展；在选择和确定产业发展战略中突出“产业协调的效率优先原则”；在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建设上主张产业协调状态最佳原则；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瓶颈”产业优先原则、适度投资原则等等，体现了作者的科学发展理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普遍都有一种追求高增长的强烈愿望，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巩固和发展的一个根本条件，是在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格申克龙也曾经指出：落后国家存在着“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及由此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但是，正如作者燃犀烛照式地指出：“增长目标到底能定多高，从主观方面说，这不仅取决于这种历史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民群众为了未来发展而牺牲眼前利益，以及提高积累以扩大投资在心理上的承受力。如果超出这种承受能力，经济增长的目标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成为单纯的政府需要而与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需要脱节，其实现就会失去来自人民群众的力量源泉。”

　　目前，我国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存在严峻的挑战。如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是后发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解决的课题。本书正是以实践的领悟，告诫人们：正确的赶超须遵循主体需要原则、国力原则、后发优势原则、竞争力原则、稳定原则这五条基本原则。而这五条原则，综合起来实质就是一条原则，即发展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民生重于一切。

　　记者：有人说，当今中国处在最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性时刻，通读《追赶》一书，作者对此有什么样的论述，您对此有何评价？

　　孙燕青：世界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给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带来了公平的历史机遇，但“这种历史机遇对于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上半叶来说，显然只有一次。若把握不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无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课题”。机遇是公平的，关键在于把握。作者认为：必须利用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以及由于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需要有一个周期而形成的前后两个经济长波的涨落潮期所造成的历史契机，充分利用产业空间，利用跨国资本流动解决经济起飞的资金不足，发挥自身的劳动力和市场优势，特别运用技术扩散和创新规律，才有可能用三四十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和地区近300年走过的产业培育、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后高度化(即

信息化)的路程。这是实践的感悟与提炼，也是基于忧患意识的殷殷期待。

　　追赶的步伐总是脚踏实地地前行，把花样繁多的夸夸其谈抛在身后。“追赶”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但任何经验都不具备普适性，当立足于本国的客观实际，于时代的潮流中探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实践中升华出科学的路径选择。惟其如此，历史契机的掌握才能成为现实。也正因如此，由实践升华来的理论，必将因其对时代脉搏的把握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与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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