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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帆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煤炭市场供不应求。当时，为了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家制定了“大中小一起搞”的产业政策，降低了产业进入门槛。在中西部地区，一些乡镇的小型煤矿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乡镇煤矿也带来了突出的问题，多数矿井井型过小，开采技术落后，不具备起码的
安全生产条件，资源回收率低，百万吨死亡率高。
虽然经过1998年以来的整顿关闭，从全国范围来看小煤矿从高峰期的8万多个降到目前的2．5万个，但数量仍占我国煤矿总数的90％以上。
而来自山西省的消息显示，随着煤炭需求加大，煤价飙升，一度绝迹的“黑口子”现象在山西一些煤炭主产区正愈演愈烈。“只要有面子，就能开口子”，在灵石、汾西、交口三县接壤处吕梁山麓的一些乡、村，“煤老鼠”们以地势之便，少则投资3万至5万元开“小口”，大则十万、数十万元开“中口”，甚至投入百万元开“不黑不白”（证照不全）的“大口”，个别资源面临枯竭的国有煤矿还有“一证多井”的新口子，采矿秩序十分混乱。这些非法矿井，以原始的手段，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下，大肆偷采、破坏国家煤炭资源。
一群煤炭富豪也由此产生。山西省高平市的一份资料显示，占该市人口万分之三的煤矿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万元左右，其存款总额占全市总额的30％，而当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仅区区500元。而近来媒体上也频频披露山西富豪的新闻：“在北京楼市，如建国门外ＳＯＨＵ现代城、世纪城、清水湾等中高档房地产小区，有很多靠开小煤窑发了财的山西人开着豪华车前来购房，出手阔绰，动辄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山西人在北京购房的规模已仅次于温州购房集团”。由于采煤引起的当地环境恶化，“大量发了煤炭财的本地人都不打算在本地置业发展”，而是斥巨资在外地置业，“举家迁往京、津、沪。”
这些新的乡镇煤矿中，普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低一多”，即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装备水平低、经营管理水平低及引发的社会矛盾多。然而，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地方官员普遍的反映是，这些小煤矿背后盘根错节，利益复杂，当前煤价上扬，一些市县的地方保护主义更加严重，要使其彻底停产关闭，很难。
一些大型煤炭集团和一些地方在探索一种“大矿兼并小矿”的模式。通过实力雄厚的矿业集团兼并收购小煤矿，提升产业集中度，以根治小煤矿安全隐患。
煤炭行业人士称这种兼并为“大鱼吃小鱼”，但是这条看似能让煤矿安全得到根本改观的路子，却面临重重障碍和阻挠。首先，当前煤炭市场形势好，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不愿意出让小煤矿。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小煤矿产权问题棘手，利益分配复杂，更增加了收购的难度。很多小煤矿名义上是乡镇、村办的企业，其实都属于个人控股。
据披露，煤炭富豪们与官场大都有着或明或暗的“鱼水关系”。这些暴富的煤炭富豪们，不少都是因非法采煤而暴富的。而非法的煤矿生产大多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大小矿难时有发生，时时都面临着被关停和被查封的可能。为了能够及时得到“上面”的准确情报，以便“未雨绸缪”和“防患于未然”，这些富豪们便自然而然地向官场渗透，通过送礼行贿等手段，拉拢地方领导干部，甚至让领导干部们入股分红，与官员们结成利益共同体。
煤炭资源是国家的，煤炭开发理应使大多数人受益，但现实并非如此。在绝大多数小煤矿以及所有私开矿中，多年来获益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成为无序滥采之后的受害者。
近日，山西省遥感中心公布了由于过度的煤炭开采造成了山西386．38亿元的经济损失，占全省20年ＧＤＰ总和的3．11％。而据推算，山西煤炭富人每年带出去的资金应该在“100个亿”左右，相当于山西省全年ＧＤＰ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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