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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本不断提高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5日 13:20 经济观察报

  张帆

  在这个夏季,回顾中国改革进程的讨论在媒体和学界渐渐展开。一些学者开始着手系统总结改革所走过的道路。而在不同场合,我们还能听到一些简短的评语,例如“经济增长在1990年代中之前主要得益于改革和开放,此后,开放起到了主要的贡献”,又如“在某些国有部门,改革只在外围绕圈子而不涉及核心”,再如“民营经济近期受到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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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只言片语的评价,主要因去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争论而起,却远远超出经济调控的范畴,涉及更广的领域。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我们不能把出现问题的原因归结于宏观调控,调控本身是中性行为,也并非短期行为,它应该长期持续进行。这次经济过热引起的波动,正如去年的SARS危机一般,使得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一一展现。

  当我们透过近一年来的宏观调控,看待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会发现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改革之初,改革选择了有机发展的道路(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机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生长起来),期望绕开计划体制既得利益部门,通过培育计划体制之外的力量来推进改革。目前,有机发展战略在中国再次遇到了阻碍。

  尽管存量与增量改革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的改革进程,但它们可以大致被用来描述私有部门(增量)当前所遇到的困境。当增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时,必然会对存量部门内的利益体构成威胁。一旦增量需要进一步发展,存量的既得利益将面临损失。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改革来看,很多领域增量的发展都遇到存量的阻力。

  从宏观来看,随着增量逐步壮大,到某个阶段我们试图修改最初设计的体制框架时,这样的努力非常艰难。某些改革的框架设计因历史原因,出现更多眷顾存量利益的情况。例如,股票市场的设立、1993年《公司法》出台等制度框架的设计,被认为更多顾及国有部门的改革。由于存量利益的干预,当这些制度设计因增量的增长而需要做出改变时,存量的利益诉求往往倾向阻碍这种变化。在微观实际操作过程之中,存量利益体利用框架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阻碍增量利益体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些学者用路径依赖来分析制度变迁的难度。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的重要性,人们对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低效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对于大多改革的参与者来说,路径依赖并非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学术名词,它意味着利益的损失或者延续。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参与程度非常深,存量利益体或多或少与政府职能部门有密切联系。在改革中,我们采取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实行政企脱钩、实行事业单位改革……随着改革的推进,很多领域已经初步建立起政府与市场合理分离的框架,当然改革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由于与政府行为相关,这项改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阶段,存量利益体对增量利益体的阻碍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的行政干预。因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直接与经济改革推进相关,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一方面为这种存量利益体阻碍增量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存量利益体利用政治力量带来的结果是强化政治手段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可能导致经济改革的停滞或者倒退。

  按照最初的设想,为减少改革引起的震荡,在一段时期我们很大限度地保留了存量的利益。然而,虽然避免了大起大落的改革成本,有机发展战略这条道路的成本仍然不可避免。其一,“渐进式”道路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似乎越来越大;其二,对存量进行改革的成本并未消失,只是被战略性地延后,而这种人为的改革延后目前正成为改革推进的新阻力;其三,虽然不是渐进式改革所特有,腐败仍然成为改革中不可忽视的毒瘤,有学者已开始担心政府等经济行为参与主体存在的“寻租”行为正在演变为更为恶劣的“设租”行为。

  现在看来,仅仅依靠为增量创造空间培育土壤的方法,寄希望增量自我发展壮大并最终带动存量改革的方式显得有些乏力。那么,怎样才能继续推进改革,才能强化增量,冲破存量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在经历了25年的渐进式改革后,为防止改革成本超过改革收益(改革所带来的福利增加)从而导致改革陷入停顿,失去动力,防止路径依赖将改革锁定在低效状态,有机发展战略需要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不仅仅是某个具体领域的改革推进,而涉及整个改革思路的重新审视。就我们能有所突破的领域来看,一是保持对增量大力扶持的同时,坚定推进存量改革。这不仅仅是整个改革的一个部分,它的推进成功与否,已经关乎改革的全局。我们应当记得,变公社为家庭农场这样一场涉及我国80%人口的变革,正是一次典型的、成功的存量改革。而它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生在20多年之前;另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大力推进行政体制的改革。它能有效降低改革所带来的腐败的成本,割裂存量利益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为增量发展和存量改革创造更为广阔和公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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