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先：我眼中的五次宏观调控

　　国际金融报记者 贾南 发自上海

　　此次宏观调控已经明显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宏观调控的时间是及时的，措施是正确的，力度也比较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已经取得较好效果，而对下一步经济政策走向，可以静观发展态势的变化再决定是加大力度还是继续落实，从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来看，既不能错过时机，也不宜操之过急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一切百废待兴。刚刚走出浩劫的人们，都积蓄了惊人的能量，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自己的美好未来。路在何方？当时的领导人充分理解人们渴望幸福的愿望，提出了“洋跃进”的思路。

　　告诉记者“洋跃进”这个名词的是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他从1952年开始，在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了整整20年。改革开放后，1981-1990年他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专职委员及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不仅亲身经历了五次宏观调控，还曾参与了不少政策的制定。

　　8月4日，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跟随这位和蔼老者的回忆，记者也经历了一次中国宏观调控的回顾之旅。

　　第一次：1979年-1980年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宏观调控是在1979年到1980年之间，对于这次调控，杨老的话不多。他说，这是因为人们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大家都急于发展经济，当时的领导人就提出要快上项目，上大项目，“要再建十个大庆，再建十个鞍钢”。而这些大项目需要资源，而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就从国外进口资源与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洋跃进”。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要适度发展经济，认为“洋跃进”有些不切实际，规划太大，因此很多项目被压下。这次宏观调控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次：1986年-1987年

　　时间滑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要实行商品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时间，全国上下热情高涨，鼓足干劲拼经济。而这也就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宏观调控，1985年—1986年的宏观调控。

　　当时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才让国家有所动作？杨启先认为是贷款原则出了问题。1984年12月，中央银行公布说，1985年各银行的贷款规模以1984年的贷款规模为基数。这也就是说，1984年贷款多的，1985年就会在多的基础上更多。而如果1984年信贷基数小，那么1985年就会在少的基础上增长。消息一出，各银行纷纷行动起来，利用当年最后的时间将1984年的信贷规模搞上去。“那时候，有的银行甚至用车拉着钱，送到企业去。”杨老回忆到。也正是有这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1984年12月一个月份的贷款增长量就相当于1984年全年贷款增长量的40％—50％。这种态势势必导致1985年出现经济过热。到了1986年，中央开始进行调控并一直持续到1987年。对于此次调控，杨启先的评价是平稳、缓慢、适度，调控是成功的。

　　第三次：1989年-1990年

　　经济总是像波浪一样，起起伏伏。所以可以说，宏观调控是无时不在的。经济到了波峰，要调控压一压；经济到了波谷，要调控提一提。所以回顾这几次宏观调控，其实就是又重温了一次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不可否认，记者简直有点沉迷于其中了。

　　1986年—1987年的调控成功之后，未来经济政策如何又成了众人争论的焦点。1988年，当时一位领导人发表讲话认为，鉴于1986年—1987年宏观调控的成功，中国已经摸索出了一条既能保持经济较快发展，又可以不发生通货膨胀的路子。这一论断很容易使人放松了对经济重新过热的警惕。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要更快发展中国经济，可以更大力度地推进开放，实行“大进大出”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个提议得到了领导的肯定。这样，经济一向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终于可以充分舒展自己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再次风起云涌。导致宏观调控后的中国经济过热问题在1988年出现了反弹。

　　到年中，通货膨胀率即超过两位数，而且通货膨胀率与储蓄利率发生了倒挂。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很快调整利率，但顾忌到国有工商企业的承受能力，没有及时调整，一直拖到当年8月份。当时的居民储蓄利率在7％左右，而通货膨胀率15％左右。而就在这时，国家又提出要搞“价格攻关”，攻关的主要原则是，今后只有极少数商品的价格由国家控制，其余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并且率先放开了高级烟酒的价格。价格放开后，这些商品的物价快速猛涨，比如五粮液酒，从十几元一下涨到了150元左右，茅台酒从二十几元涨到了200多元。

　　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成十倍地上涨，使普通百姓产生了一种心理暗示，认为所有商品都会大规模涨价，因此在1988年8月—9月份就出现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抢购，银行储蓄存款大幅下滑。

　　当时人们对商品无所不抢。政府为平息此次抢购，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宏观调控，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严格控制银行贷款增加，并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利率被调整到了14%以上，随即又推出了保值储蓄的办法，也就是说，储蓄利率按照物价浮动而浮动。这样到10月以后，抢购风潮才基本过去。

　　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总结，杨启先认为，导致这次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对形势估计有错误；第二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商品普遍供不应求，还不宜进行所谓的“价格攻关”；第三是对于通货膨胀和利率倒挂的解决办法意见不统一，错过了调整的最佳时期。如果当时早一些提高利率，很可能不会发生抢购风潮。

　　应该指出，1988年底的这次宏观调控，力度非常大，当时采取了非常多的行政性手段进行调控，比如下发指令性文件，派检查组下去检查，严禁一些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开工，严格控制银行贷款等方法。到1990年，物价就完全被压下去了。而杨启先认为，这次宏观调控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一是对需求压缩过多，由于这次调控力度过大，导致了随后三年中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按可比价格计算几乎没有增长；二是导致中国整个经济三年低速增长；三是劳动失业率大幅上升，市场商品供大于求，当时曾出现大幅压缩农民进城打工人数的情况，致使大量农民失业；四是当时调控压缩了投资，使资金多余出来，其实多余的资金，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但是当时政府做出错误决定，提出要发挥商业部门“蓄水池”的作用，即用资金来大量增加商品库存，结果导致了大量积压。加之严格控制贷款后导致了很多工厂的资金周转不灵，拖欠问题严重，三角债、多角债大量增加，而由此使社会诚信大幅降低。可以说，这次调控基本是经济的“硬着陆”。

　　第四次：1993年-1996年

　　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重要讲话，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又出现严重过热，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两位数。下半年，中央开始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杨启先认为运用的经济手段较多，而行政手段相对较少。政府开始运用金融财政等手段，利用税收、利息等工具来进行调控。到1995年底，第四次宏观调控基本到位，经济过热得到压制，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不足之处是，这次调控的时间长了一些。

　　对于1996年的经济政策走势，国内出现了一次讨论。一种意见认为，1996年的经济政策应该调整这几年实行的财政、货币从紧政策、适当放松，鼓励经济发展；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宏观调控目标还没有到位，应继续从紧。因为1995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还在两位数。现在看来，杨启先说，通货膨胀率数据反映的情况有一定的滞后性，其实在1995年底已降到一位数，即宏观调控已基本到位，但1996年仍然采取了双紧缩政策，由此导致了从1997开始连续六、七年的通货紧缩。经过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六、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3年才基本扭转了这种局面。

　　对于1993年第四次宏观调控的评价，普遍认为力度比较大，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房地产行业，由于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导致沿海地区如海南、北海、深圳等地“烂尾楼”的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贷款大量增加。并且由于没有适时推出经济改革措施，使国有企业的经济机制没有得到转换，国家金融风险增大。

　　第五次：2003年下半年至今

　　杨启先认为，此次宏观调控已经明显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宏观调控的时间是及时的，措施是正确的，力度也比较合适。也正因为如此，已经取得较好效果，而对下一步经济政策走向，杨启先认为，可以静观发展态势的变化再决定是加大力度还是继续落实，从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来看，既不能错过时机，也不宜操之过急。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8月06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