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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和国际金融报共同举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将于12月1日开幕。龙永图、林毅夫、张维迎、易纲、樊纲、海闻、宋国青等20余位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将陆续在新浪网嘉宾视频访谈中心展开对话，回顾2003年的经济焦点问题，展望2004年经济和政策走势。我们期待：关于经济学诸多现象的疑问和困惑在这里得到解答……
嘉宾：林毅夫 嘉宾：樊纲 主持人：赵晓博士
12月24日14：00-16：00，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中国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和樊纲教授将作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对话“中国经济发展方向”。
以下为聊天实录：
明年的投资增长如果在15%左右，GDP肯定会有8%左右的增长
主持人：结合我们目前的制度条件，我们这一轮的增长能够再多长时间持续，换句话说说，我们的泡沫风险，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会形成和爆发？
林毅夫：我个人的看法是明年会有比较好的增长，今年的增长30.5%的真实投资的增长，这是史无前例，是无法继续下去的，而且是集中在几个小数的领域里，会更容易作为这几个领域增长更急剧。你今年30%的增长，造成明年的增长是40、50%，那我们的需求没有那么快的增加。刚才我分析过，比较合适的增长是15%会比较合适。
主持人：如果从30%急剧地下降到15%的增长，会不会有另外的风险？
林毅夫：如果我们的消费维持7、8%的增长，我们的投资维持15%的增长，我们明年的GDP肯定会在8%左右的增长，你想，如果它是15%的增长，占40%的GDP，对GDP的贡献是6%，如果15%的增长，对GDP的贡献是3%左右，所以维持15%的增长，明年还是有把握的，不会出现我们真正地从30%降到15%，我们的经济会马上萧条，应该不会的。
主持人：如果经济增长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话，我们经济增长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樊纲：现在经济短期的泡沫增长是问题啊，你抑制不住，我赞成8—9%都是可以持续的，如果没有抑制住过热的趋势，如果发展下去，这个发展下去很容易，我们第一极度是9.9%，没有非典，第二季度上升到10%、11%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你想会有多高，我的意见是如果这样下去，明年很可能通货紧缩就来了，而且是急剧的。所以我认为，维持在8、9%的水平，维持更长一段时间，就更理想了。所以对短期的经济波动来讲，这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换句话说，你认为短期是让过热的经济稳定下来。
樊纲：平稳地增长一段时间。
主持人：除了这个问题，林老师认为，我们经济增长中重要的问题是哪个？
林毅夫：是长远的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我们大家都在谈及比如金融体系的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三农”问题的问题、地区差异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一方面我也和大家一样关注，有时候我说我们维持30%左右的增长，可以维持10年。
樊纲：我插一句话，有的报纸说我说过可以维持40年，其实我说中国经济可以维持40年的增长，是把过去的20年加上将来的20年是40年，从理论上来讲，至少还有20年是没有问题。
林毅夫：至少是在我们的建设过程中，要逐一解决的问题，逐步地建设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成的
主持人：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提到了很多的问题，两位认为，那个文件阐述的未来变革的制度创新的内容，是否足够实现我们未来30—40年的增长？
林毅夫：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随着成功的不断出现，而且问题的焦点也会随着成功的不断增长而出现。我们说英国的市场经济也是在不断的扩充、完善它的体系的，我们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把改革的思路作了一个调整，过去比较强调速度，现在速度和质量要协调，要协调平衡发展，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弱势群体，包括农村、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要照顾，包括法制要完善等等，都要改善。这是个很好的文件，这个文件对我们未来5—10年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不是说到此为止，我们的改革就完善了，我觉得这些文件提到的这些如果全部都落实，我们还会有10个、20个新的问题出现，从社会的进步来讲，只有不断的出现问题，社会才会进步。
樊纲：你的假定是十六届三中全会要能够管全部的市场经济的实现的话，你的意思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可以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十七届三中全会一定会有更新的问题要解决。现在我们文件的起草，很多的时候甚至还看不到五年以后经济中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比如这次对产权保护、产权改革提到了很高的角度，基本上解决了过去20年提到的很多问题，但是，比如法制改革、政府的改革等等很多问题还没有涉及到，很多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还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所以我还是把它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要逐步逐步发布下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远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宁可悲观一点，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成的，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人的认识也要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问题的出现，不断的加深认识。
让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幼稚性创新，而不是政府的强制性创新
主持人：樊教授提到了制度创新的提法，林教授也讨论到发展的问题，从这个制度创新来说，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樊纲：这个问题是怎么使体制创新本身也有一种体制来保证，不断的新的体制能够创造出来，体制不断的有新的活力。这点就是我们下一步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改革往往取决于一些领导人的认识，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这也应该进一步形成一种制度，使创新的精神不断的发挥出来，使新的制度在新的环境中得以产生。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制度创新的制度的重要一条，就是和我们的法制精神有关的东西，过去我们所谓的法律精神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包括行政审批、政府行政、法律制度等等，是没有允许你做的都是不可做的，这就完了，第一，政府是绝对的至高无上了，就算知道做什么好不做什么好，因此只有政府批准你做的事情你才能做，而法制精神应该是只要没有规定你不可做事情，都是可做的。每个人都去探讨过去还没有规定不可做的事情，但是去探讨新的领域。政府也不用成天审批，政府只去看看哪个行为、哪件事情损害了公共利益，我们制定新的制度，哪个制度是可行的，但是并不封死，让大家来探讨新的领域。
比如我们最近天听到一个新词，非法融资，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你没有规定什么是非法什么是合法，如果之前政府没有规定什么是合法，事后人家做了，你政府又说人家是非法的话，那我们的创新就停止了。从体制的创新，不是中央一个文件的事情，制度创新是千百万人的活动，我们怎么样在制度创新中创造出一种活动，使大家都投入到制度创新中去，这是下一步要提出来的，是抓住市场这件事情，变成千百万人的活动，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我们才能合法做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会更有活力。
主持人：林教授，您认为樊教授谈的是不是让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幼稚性创新，而不是政府的强制性创新？
林毅夫：对，我在作研究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企业，希望通过政府的力量，即使是在政府之外，也想透过政府的力量，完成理想的创新。但是，通过我自己对历史的研究，对经济学的研究，我说只有在幼稚性创新的基础上的创制性创新才是合理的，如果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被认为是这个创新是需要的，而且已经在推动了，政府再顺水推舟，用行政的力量把这个创新制度化下来，这样的创新是最有效的。
主持人：是不是现在是保证幼稚性创新的最好的时机？
林毅夫：你怎么定义宪政，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宪政不是宪法。
主持人：我也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宪政。
我看到了你和杨教授的几次的争论，他作了回应，我们希望在这里看到您的最新的回应。
林毅夫：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回应。
樊纲：说宪法、宪政改革，根本的问题是宪法、宪政是不是鼓励大家去创新，是不是有利于制度的不断改进。也可能出一个宪法是不利于制度的改进的。
林毅夫：也可能是一个宪法是鼓励大家改进的，但是这个宪法是不是改变社会的共识，大家的准则。我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知道制度的层面包括文化、宪政等等，应该都是属于上层建筑，如果上层建筑头脱节于经济基础，确实会妨碍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也没有说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是最好的上层建筑。这方面，我们应该从互动的角度看，国内有人说我们现在的问题都是出自于宪政体制的问题，什么是宪政，定义不清楚。宪政不等于是宪法改革，宪法改革不等于是宪政体制的真正的落实，现在制约着我们去利用、去挖掘限制我们经济发展的限制在什么地方，然后来解除这个。现在，一步一步来发展，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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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日至24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和国际金融报共同举办“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图为：北大中国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新浪网接受经济日报社记者采访。(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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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樊纲是比较乐观派的，我们认为有一定的发展的潜力，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去克服，包括比如政府职能改革，包括法律制度的完善，包括公民财产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我们要去做的。当然，有一个比较大的障碍，我个人认为是在发展认识上的障碍。如果你要建立一批看起来很先进，但是不符合你的产业的政策，如果政府要推动这些建设的话，他没有在市场中生存的能力，我们政府就要袒护它的发展。我们改革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补贴，事实上是合乎我们产业的优势的企业去发展，但是我们的政府基本上还是在保护传统的，没有支撑能力，不符合产业的企业，我们变成没有办法很快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跟这个是有关的。当然我也认为，不见得让这些企业全部垮掉，一步跨过去就好，事实上这样会造成社会上的振荡，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会不稳定，所以我认为逐步的过渡是需要的。
当然，一方面我们的经济的发展，要继续对一些国有企业有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创造力要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的民营发展得非常快。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市场制度不改制过来，那些陈旧的国有企业你老去要保护它，总是有理由，那市场经济的过渡就永远不可能完成。如果是让政府扶持才能存在的产业还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永远不可能成功。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阻碍我们发展的相当大的理由，这种现象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和政府，一方面我们希望发展真正符合市场的企业，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发展一些符合我们虚荣心的企业。
主持人：林老师的意思可能也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人对宪政的理解，宪政就是政府的宪法，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上界定政府和公民的合理的权力。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过去一直在限制政府的权利，规范证券和产权之间的界限？
林毅夫：我同意，对政府的不当干预要限制，但是有些政府还是要干预的，政府并不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什么都不管，有些外部性的、环境的问题，还是需要政府的。问题是对宪政的理解，大家也知道，诺斯作了很多的研究，美国的宪法是限制美国政府的权力，但是拉丁美洲的政法和美国的宪法完全一样，但是对政府的权力就没有办法限制，所以我讲，所谓的宪政改革是什么，要通过一部宪法是相当的容易，但是政府的权力是不是不真正的限制住，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这个社会里面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人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如果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宪政精神、不符合宪法，他就不理政府，甚至可以反对政府。第二部分和文化有关系，比如在美国，总统下来任何权利都没有，但在东方社会，甚至是日本，所谓的元老社会是什么，我们知道，日本并不是真正的符合西方精神的，因为真正决定首相的人选的，并不是宪法，而是元老，照例说，他的宪法是美国制定的，但是也不符合真正的美国的宪法。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必须在幼稚性的基础上，幼稚性的变迁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如果没有幼稚性变迁的基础，即使是强加上一个模式，也不可能起真正的作用，而且还有可能被其他的利益集团利用，来谋求他自己的利益。
樊纲：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寻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设定一种理想的理念，从教育的角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这是需要的，而且对社会有好处，比如讲法制精神，我刚才讲了一半，从私人和企业来讲，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可以做的，但是对政府来讲，政府是没有规定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这是对政府的权利的限定。这样一个发展的原则，我们要作宣传，但是现在如果纯粹的抽象化，没有任何的意义，确实需要根据我们的现实的情况，根据我们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历史、国情、文化等等，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逐步发展下去，朝着一个目标发展下去。而不是有一个一揽子的东西，一揽子的规划，强加给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会承受不了，它不是一个内生长出来的，不管是幼稚性的，还是内生的，它是没有生命力。所以，谈到宪政的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把什么样的宪政给这个社会，另外是寻求一种怎样宪政的思想、理念，逐步向这个方向发展，让它内生出这样一种东西，这些才有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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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1日至24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新浪网、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和国际金融报共同举办“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图为：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新浪网接受湖南卫视记者采访(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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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谈到我和杨晓凯的争论，国内也很关于我们的争论，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争论的核心是什么。比如晓凯说我们的后发劣势，他讲的含义不是我们不如发达国家的劣势，这不是他所讲的后发劣势，其实所谓的后发优势，是我们现在要和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你可以利用这个差距来促进技术的变迁，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是后发优势。杨晓凯所讲的后发劣势，是因为你可以在技术上先发展经济，然后你会忘记了制度变革，那如果你忘了制度变革的话，你会取得一段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最后，会导致国家的崩溃。所以现在，先利用这种后发优势的差距去发展经济，但是你要先完成宪政改革，才能发展经济。这叫后发劣势。但是我现在听很多人的讨论，说我们的现在的制度很西方，国家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叫后发劣势。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他自己也退回到我们制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我们有后发劣势，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后发劣势。
第二，我跟他讨论问题，我们作理论工作，一定是前提、假设，推论等等，你的前提的假设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推敲，最后他讲，我不必证明，你只要看中国有这样的问题，就证明我是对的。其实中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是有很多的原因作用的，我们可以针对他的原因来分析原因，解决问题。
樊纲：我没有介入这个讨论，但是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我说两句话，我是基本站在林毅夫方面的。我说两点看法，不知道对你的争论有没有用。今后我还不会介入。第一，后发优势同样可以用在制度上，我们有这个优势，可以减少成本，可以改善我们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是经过了多少丑闻、黑幕、波折才过来的，我们不必经历这种丑闻，我们可以学学，这也是一个优势。
第二，一杯水是空还是满的问题，中国是有大的问题，但是你不能说制度没有进步，从上面看半杯是空的，但是从下面看是满的，我们的经济仍然是落实、制度也是落实，我不排除中国最后有陷入危机的可能，但是，也不排除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会发展。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改革，也和整个的宪政都有关系，我们只不过在每一个制度的环节上做的事情，可能最后需要一个整体的整合，但是我们作的每个制度的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产权的改革。产权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础，到了现在，所有的改革都和基本的制度是有关的。
而且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我最近在香港的一个年会上提供了一个论文，叫《过渡性的杂种》，这就是过渡的过程，到最后理想形态的形成的过程，而不能看到我们还是杂种，就说是问题，这是一茶水半杯满的问题。
主持人：是从长期来看，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要克服的苦难比作为世界强国美国要难得多
林毅夫：这是乐观派的看法，乐观派总是看到半杯水是满的，而不是空的。
主持人：现在我们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的讨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讨论，那就是外部的环境，我们前面的所有的讨论都是在假定外部的环境是和平的主流下进行的。但是，如果外部的环境出现紧张怎么办，其实我们看到2003年已经出现了一些紧张的局势，台湾的局势也出现了一点的紧张，我想请问，未来国际局势的紧张会不会对我们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林毅夫：我觉得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从外部局势来讲，可能会有不利的地方，也会有有利的地方，不利的地方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最近，不少人在讨论，21世纪和20世纪之交，跟20世纪和19世纪之交有一个相同的地方，20世纪和19世纪之交是美国的崛起，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是中国的崛起。这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的崛起要克服的苦难比作为世界强国美国要难得多。比如，当美国崛起的时候，美国的平均收入是英国的75%，而我们的中国经济的却比当时的美国差得多。第二，从总量上看，美国要崛起的时候，美国的GDP其实已经超过了英国，所以在18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一个霸权国家，1853年，美国的舰队已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大国，我们绝对没有扩张的愿望，我们只是发展自己而已。
第三，当时英国每不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强国，所以这种替换对英国自身的冲击不会太大。而且，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传统是一样，所以英国人不会把美国的崛起看成是对他的威胁。但是，从我们来看，我们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的人均收入比他低得多，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8，而且现在是美国唯一超强，我们的文化、制度和美国不一样，所以，中国要是崛起的话，对美国的心理的不平衡是最大的，所以，中国怎么处理好对美关系，也是我们将来要处理的一个最大的课题，从内部完成改革。从外部要争取处理好对美关系，这是我们真正要致力的地方。但是，也有有利的地方，19、20世纪是产品贸易，这个产品主要是在国内自己生产，我国的贸易增加了，其他国家的产品就减少了。而现在中国的外贸增加，从美国看来，我们是超出很多了，但是从其他的国家来看，我们同样是创造了其他国家的超出的机会。所以跟美国来比，我们是损害了一些他的利益，但是同样我们可以争得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帮助，来支持中国的崛起。所以，对中国来说，21世纪的崛起，很重要的是怎么处理和美国的关系，让美国人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他也可以共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对美国的整体来讲，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要谨记的，我们是增量的强国，比如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大约可以维持8—10%之间，而我们的存量是一个大国，我们要按排名是世界第六，但是我们人均量是比较低，如果要真正的现代化，必须是人均量达到现代化。所以我们不能有太高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认为我们已经崛起了，这是不能的。我们要摆一个比较低的姿态，才有办法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第二，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多争取人家对中国的理解，多争取让他们知道中国的快速的崛起是中国的人的机会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同的机会。这里面我们的贸易的自由化，在WTO的框架下，把我们的经济制度改革，让中国透明化，让大家增强对我们的了解，这是更重要的。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中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典型的问题
樊纲：你提出的问题，大概2003年在国际上也是多事之秋，刚才这些压力，特别是在人民币的问题上也逐步的显现出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人民币到底是什么问题，甚至可以比较中国和日本当年的货币的问题，这些可以反映出什么问题。
这次反应最强烈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美国的特别是美国，日本反应强烈还有点道理，美元在贬值，我们跟着美元走，人民币相对于日元贬值了，他要求人民币升值还有点道理，我们跟美元，我们没变，他叫得很凶，要求我们升值。这是什么问题呢，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问题，是美元出了问题，是因为他的双逆差出了问题，而因为他是基准货币，是世界货币，因此他出了问题要贬值，反应出的就是要人民币升值，这种情况和日本一模一样，日本当年也不是日本出问题，是美国出了问题，第一次石油危机，日元升值了一次，第二次也是双逆差，美元要变贬值，但是因为他是国际货币，所以他逼着日元升值。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中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的典型的问题，而崛起的问题往往反映在已有的强国自身的问题反映出来，要求你来做这些事情。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年的事情切实是反映了今后会不断的有事情，你中国在增长，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象，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小的大象，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会对周边地区有一些压力，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要认识到自己还比较弱，美元还是一个基准货币，现在我们的情况和当年日元面对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国际货币，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当你改变不了美元是世界基准货币的事实的情况，你要作一些调整。第二，要有一个平静的心态，不需要情绪化，天下的道理从来如此，天下几个道理，第一的从来弱肉强食，你不要指望着人家慈悲你，第二，你要想发展，你要想强大，就要在缝隙中面对已有的经济大国的打压，而且要有各种思想准备，贸易摩擦、经济摩擦等等，这些是经济中的正常的情况，就像我们出门要机车，想买东西便宜点人家不卖给你，是一个家常便饭。第三，正是因为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准备，要想到明年哪个国家要对我们的行业、对我们的产品实行打压，我们要琢磨好这个事情，要作好准备，你要想到这个事情，不能当成一种惊讶。
主持人：说到2004年，请两位用一分钟时间对2004年作一个展望。
樊纲：这个展望取决于一些条件，如果明年及时的采取一些宏观的调整的政策，相信明年能够经济稳定在8—9%的经济增长状态下，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物价大概会到5%以上，仍然在可供的范围之内，利率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关于贷款的问题会有一些调整，包括货币的政策会有一些调整，总体上，希望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希望增长速度不要再高了。
林毅夫：我个人的看法，经济的增长速度在8%或者高一点，是完全可能的，物价，我个人的看法，个人看法的总体水平是会超过零增长，但应该讲，从结构上还有一些不平衡，同样，有不少的领域的物价还是会下降，但是有几个领域物价的增长比较快，导致总体的物价水平上涨。我倒是希望明年，随着我们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关键一年，把制度性的建设逐项落实，包括法制建设、国有企业的改革建设，城乡差距的改善，农村问题的落实，希望我们的政府进一步取得发展的实绩。
主持人：我们知道，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十周年，在它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里，请两位说几句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1992年12月开始第一次筹备会议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这十年当中，我作为参与者，对社会和这么多朋友对我们中心研究的参与和支持，感到非常的感动。我们当初提出的目标，是希望对中国的现代化教育作点贡献，希望对中国的政策的科研和经济学政策的研究作点贡献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在北大领导的支持，在全体落实和同学的努力下，有许多的方面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想，有许多方面基本实现我们的当时的预想，当然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我首先是感谢过去十年，中国提供这样的舞台，让我们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有作出贡献的机会，我们希望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能够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继续为中国经济的科学、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做点贡献。
樊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确实现在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一个中心，不仅仅是北大的一个中心，而且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一个中心，在10年当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内部，我想，在全世界中国经济研究机构中最有名的也应该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了。这里聚集了一批确实非常有造诣的经济学者，我想，也为民办的、非政府、非官方的研究机构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都是搞经济研究的，也在进行各方面的尝试，像中国经济在发展一样，中国经济改革在不断的发展，中国的研究体制也在不断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体制也要不断的发展，在这方面北大中心也是了做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性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研究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我在此表示祝贺。我个人也是中心的一部分，对中心的发展也感到非常的自豪。谢谢。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专题：“中国经济展望”论坛
林毅夫、樊纲对话“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实录一
林毅夫、樊纲对话“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实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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