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与“五四”精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亡羊补牢，也不是一蹴可就。但愿这次危机真能引起决策者举一反三的深思，从根本上在中土大地促进科学和民主之精神

　　SARS与“五四”精神

　　资中筠/文

　　在纪念“五四”运动84周年之际，我接受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杨锐先生的“Dialogue”专访，主要谈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他提的诸多问题之一是我国政府处理SARS的经验教训与“五四”精神有何关联。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的确有许多话要说。但是在电视台节目有限的时间内难以畅所欲言，于是事后进一步把思路整理成文，希望与更多读者探讨。我认为这次“非典”的突然袭击，我国有关当局从一开始到后来态度的转变过程与“五四”的两大主题—科学与民主—有密切关联：

　　首先是科学：当然医学是科学，但这里科学的含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指科学知识或技术水平。科学精神就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把“真实”放在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例如政治影响、“国家形象”、领导“面子”、部门利益、经济收入、个人仕途等等。在我国，“真实”常常要服从于上述种种考虑，特别是所谓“政治影响”。这是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活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基层到高层各级官员都习以为常，几乎成为本能。一发生天灾人祸，首先考虑对外“口径”如何掌握，而不是穷追真相。

　　已经下台的卫生部长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表现的基本态度是典型的。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医生，似乎很懂科学，但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外交部发言人，其基本任务是按口径把记者的问题挡回去，凡刨根问底者皆以故意刁难加以顶回，似乎主要对手不是病毒，而是想了解真相的外国记者。我提到这次记者招待会决不是落井下石，追究究竟是下级对上级掩盖真相，还是上级给下级报道口径，或是真相停留在哪一级。这些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期的“泛政治化”思维腐蚀了科学精神。最近几次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态度有所转变，因而可信程度增加，但是积重难返，仍免不了政治宣传的痕迹。

　　关于民主，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美国开国领袖之一杰弗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愚民政策显然与民主不相容。特别是在一个需要每一个公民自觉地与政府合作的疫病危机中，把公众蒙在鼓里，如何行得通？这一态度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已经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而且事与愿违，国家形象、政治影响、政府的可信度恰好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在政府开始说真话之后，群众却自动把疫情夸大几倍，造成谣言满天飞。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对于坏事总是宁肯信小道而不愿信政府公开发表的消息。这是一种“狼来了”的心理状态，追根溯源，怪不得老百姓。惟一的治疗之道，只有坚持不懈地说真话，假以时日，必见成效。

　　照理说，医生应该是最讲科学的。医生的首要职责是对病人负责，在流行病面前的首要职责是对控制其蔓延负责。这既是医生的责任，也是权利。但是我们的医生被剥夺了科学对待疾病的权利，他们被要求遵守“宣传纪律”，似乎他们首先是对上级行政领导负责。科学和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服从于这一“纪律”。第一个冲破这荒唐的“纪律”讲真话的医生蒋彦永如今成为英雄，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他的勇气的确值得钦佩；但是人们不禁要想，怎么就他一个人呢？如果是在一个把科学和人道放在第一位的氛围中，医生说出疫情需要冒这样的风险，以至于只有英雄才做得到吗？但愿今后出现类似的情况会有更多的医生无视这种“纪律”，大声疾呼。当然医生们一定有苦难言。那位蒋医生德高望重，而且已经退休，受惩处也不至于太严重；而那些正在岗位上的医生若犯一次这种“政治错误”就可能影响前途，治好多少病人也弥补不了。这一次，领导已明确要求如实报告，说真话了，说是隐瞒不报才会受处罚。以后呢？怎样才能鼓励凭良心说真话，造成风气呢？

　　在疫情蔓延的过程中，群众中出现了许多非理性的、反科学的、乃至表现非常自私的举动，例如有病不肯就医、明知自己染上此病仍逃避隔离，传染家人以及大面积传染他人亦在所不惜；或者走到另一个极端，草木皆兵，无事惊扰，还有种种不讲卫生的陋习难改，等等。于是人们慨叹，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但是几十年来对老百姓“宣传教育”从未断过，各级党政部门“宣传部”是必不可少的。为何“素质”总是提不高呢？主要还在于宣传教育的内容。须知我国老百姓几乎没有受过基本的公民教育：明确知道自己有什么基本权利，通过什么合法的途径予以维护；自己对社会，对他人负有什么义务，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包括在随地吐痰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习惯的是每一个时期配合政治形势的口号和高调，与身边事无关。遇有天灾人祸，除了指望上面的大恩大德，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不知道，对于外出打工的民工，对于穷困地区的农民，对他们只讲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民族凝聚力，对提高素质，哪怕是培养最起码的卫生习惯有多大成效。

　　中国被外人称为“集权国家”，自己也反对“多元化”之说；但是在这次危机中所暴露的却是政出多门，比自称“多元化”的国家还多元，该集中的无法集中，连信息都不能汇总。在许多事情上似乎最容易集中的就是“宣传口径”；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还步履蹒跚，远未完善；但是在任何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是政府负责的事，例如公共卫生，却推向了市场，无利可图就不办，“医院的大门向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这次危机所暴露的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之低，医疗系统之脆弱，令人惊骇。我们年年为GDP的增长率唱赞歌，眼见一座座摩天大厦拔地而起，怎么就不能拔一毛而利苍生呢？

　　几年来，各方人士为教育投入不足一直在大声疾呼，尽管收效甚微，至少还引起一些关注；但是对于医疗卫生的状况所引起的注意是远远不够的。医疗和教育恰恰是不该归市场管的事，而是公共的事业。有一位国际知名人士反对“过度市场化”，力主让本不该属于市场的领域脱离市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有金融大鳄之称的索罗斯，他认为应该不受市场制约的领域之一就是医疗卫生，另外还有教育、新闻和法律。公共卫生的保障主要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然后是社会公益捐助。这一次，我国政府为防治“非典”已经大力拨款，社会也有大批捐助。但是长期的卫生事业不能指靠一次性的突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和机制。

　　最后，与历史上历次瘟疫不同，这一次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这既造成了疫情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又提供了全球通力合作围剿病毒的空前有利条件。对于我国说来，应该庆幸处于与国际接轨的时代。也庆幸现领导有足够的明智，终于不把国际的关注、批评与压力当作“干涉内政”，不把“与国际全面积极合作”作为一种外交姿态，而视之为与我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任务。

　　应该承认，就是在隔离传染病这一问题上，西方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瘟疫流行时采取强制隔离手段古已有之。必要时医疗机构可以有警察的权力。与检疫有关的“隔离”一词在西方语言中为“quarantine”，这个字原为意大利文“quaranta”，意为“40”，其起源是1374年有一条船在威尼斯港靠岸，船上发生瘟疫，全体人员被禁止上岸，在船上隔离40天，期间有的病死，有的恢复。从此这个字连同这一做法就流传下来。直到19世纪对待传染病一直是以隔离为主，几乎不考虑救治。

　　美国现行的隔离法是1873年通过的，最近布什政府只需在该法的适用范围加上SARS就可以了。由于纽约是历史上外来移民首先上岸的港口，对检疫隔离也特别严格。1892年霍乱流行时，当时的纽约卫生专员告诉国会，如果“我们”认为必要，就可以征用市政大楼作传染病医院。曾有一个时期纽约港口有三个小岛是专门用来隔离传染病人的。

　　后来医疗水平提高，特别是抗生素发明之后，传染病的可怕程度降低，对待传染病人的态度从单纯隔离发展到努力救治。例如处理结核病有了空气新鲜的疗养院，并辅以药物治疗，患者有了复原的希望。不过至今结核病人仍属于隔离的范畴，一般都是自觉的。但是直到1990年纽约爆发一轮肺结核，有些抗药性强的病人拒绝治疗，还曾被强制隔离到罗斯福岛。

　　至今在原则上、法律上，医疗机构对传染病人还拥有自14世纪以来的强制隔离权。但是实际上由于公众的知识和自觉性提高，多数情况下都是用说服的手段。另外，根据经验，隔离也要掌握一定的度和方式方法，如果引起恐怖，就会造成病人对病情隐瞒不报，反而对社会造成更大威胁。当然更重要是在隔离以后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和积极的治疗，这是现代与古代大不相同的。

　　以上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笔者于“9·11事件”之后刚好在美国，当时“炭疽病”一度引起恐慌。其实自始至终一共发生了10余例，死亡5人，但是当时全国的防疫和宣传系统都调动起来。笔者所在的研究单位位于远离是非之地的俄亥俄州，也传达到每一个人：要大家注意不明来历的信不要随便拆，并指定专人接受可疑信件，负责转交有关部门。当时华盛顿有一位国会议员收到炭疽信件，国会立刻休会，整个大楼清空消毒。此事却引起新泽西州一个小镇邮局的职工游行抗议，因为他们的小邮局也发现过炭疽信件，却未及时采取措施，难道普通职工的命不如国会议员珍贵？接着当地政府立即封闭了那个邮局。我当时深感美国公共卫生发达，美国人维权意识强之余，还觉得他们似乎有点神经过敏。现在方知是自己思想落后，如果我国有关方面在开始意识到SARS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时就这样“小题大做”，其结果与现在会是大不相同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亡羊补牢，也不是一蹴可就。但愿这次危机真能引起决策者举一反三的深思，从根本上在中土大地促进科学和民主，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深层次改革，则祸兮福之所倚，百姓幸甚，民族幸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财经SARS每周调查5月29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