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1998年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是比较高的，但现在肯定没那么高了。原因在于1990年代末期，以互联网为核心的高科技经济迅猛发展，这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猛增，这为中国过剩的工业产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当时外需几乎是无限的，中国企业生产多少都可以卖出去。而且中国的劳动力那么便宜，这也有效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那种情形下，中国需要的只是更多的生产，并更快更便利的把货物运到国外去，而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方面进行投资是可以的，其乘数效应也应该不会很低。

　　但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全球的需求在快速下滑，这时候产品生产出来是很难销售出去的，所以我们指望基础设施建设再次拉动经济增长的想法，无疑是不现实的。你可以想想，现在国外的消费都在紧缩开支、增加储蓄，国内的需求也在下滑。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建那么多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其未来的使用效率会有多高？

　　中美两国的不同目标

　　《21世纪》：但中国现在也有人以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为例来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当时美国深受经济萧条之苦，罗斯福总统在上台后立即推出了众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田纳西水利工程，有人认为这对于后来美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同为大国的中国来说，你觉得我们可以从“罗斯福新政”中学到什么吗？

　　陈志武：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中国目前的状况和当年的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近年来，中国的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地方政府和一些国企利用手中的资源大量投资于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并修建了不少楼堂馆所。在相对意义上而言，中国在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已经太多了，但在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和民间消费等事关老百姓生活质量的领域则投入太少。

　　当然，从绝对意义上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可以修建更多的机场、铁路和公路。但对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来说，绝对意义上的标准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政府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就意味着其他领域资金的减少，比如中小企业可能缺乏资金去扩张，去雇佣更多的人生产，老百姓也没有更多的钱去消费。这样一来，普通民众在就业和经济福利上就要做出牺牲。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会使国企更多的受惠，因此这又会进一步拉大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本已存在的差距，造成优汰劣胜的局面，这与我们的改革方向不符。所以从相对意义上来说，每1元钱都存在怎样使用效率更高、带来的就业更多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以“罗斯福新政”为例来论证基础设施建设必要性的人，实际上找错了比较的对象。熟悉美国经济史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汽车工业主要是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发展起来的，但那时候美国的公路体系很不健全、急需扩建。所以，罗斯福在大萧条发生后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有必要的，而且其乘数效应会比较高。但今天的中国呢？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水平而言，其运输网络已经不再是其最重要的瓶颈了。中国应该把更多的重心放在保证就业和拉动民间消费等方面，这才是目前急需投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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