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打造与经济大国相适应的文化实力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

　　中国经验引发世界兴趣

　　记者：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可谓经济大国。你有丰富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经验，你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文化实力或国家软实力的？

　　俞可平：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之变，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取得了全面的进步。我国的国家力量得到了迅速增强，既有硬实力的增强，也包括软实力的增强。国家的实力既包括经济总量、科技水平和国防力量等硬实力，也包括核心价值体系、国民素质、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形象等软实力，而且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力量中的比重似乎在不断增加。

　　经济影响力的扩大，也使得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在日益扩大。我感觉许多国外人士已从单纯关注

中国经济，变成对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全方位关注。前段时间我随“中国资深社会科学家考察团”出访，本来是想了解拉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听听拉美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看法，但座谈时，经常是反客为主，对方更感兴趣的是让中国的专家介绍中国的成功经验，介绍“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我们还看到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并受到欢迎，在一些国家还掀起了中国热。比如阿根廷的布谊诺斯艾利斯大学刚开办汉语系时，只打算招20名学生办两个班，但后来报名的有600多名学生，现在规模已达到20个班1000名学生。

　　软实力与硬实力相比还存在相当距离

　　记者：中国的文化实力和对世界的吸引力在增加，你认为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相匹配吗？

　　俞可平：尽管相对过去中国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在增强，但文化实力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还不匹配，中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相比还有相当距离。现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政治中离开中国不行；中国是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离开中国也不行；可在文化方面，情况就不一定如此了。不仅中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还保持着巨大的逆差，而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很难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比如，在学术上，中国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往往只能参加一般性的国际会议，大多只提交论文而已，很少参加大会主题发言，在高级别、小范围的专业工作会议上，就更难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

　　记者：你认为中国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存在差距的原因何在？

　　俞可平：首先是思想上，我们还没有把文化影响力放到提升国家形象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层面，有的人还只把文化当做经济的附属品，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影响力也能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资本”。文化软实力跟不上，会在国际交往中增加许多误解，不能让世界有效接受中国的价值观和了解中国“和谐文化”的精神，这种“声誉资本”的缺失会增大改革的风险，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比如中国的国家形象会直接影响到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质量、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向中国提供高新技术方面的支持等。

　　其次，应该说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也还不够，一些观点和政策还没有适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与“和谐世界”的战略理念，以致不能有效地在中外文化差异的客观背景下有针对性地实施对外文化传播。其实，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融合、相互共存、相互学习。要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能绝对地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对立起来，把中华文化复兴简单地理解成战胜或呑并其他文化；而是要努力壮大中华文化，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有机的组成部分，使各种文明之间达到“和而不同”。我认为，党中央现在提出的“和谐世界”意义极为重大，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共存共荣，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依靠文化产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记者：你认为怎样才能让中国文化和商品争艳同彩，打造与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实力？

　　俞可平：首先是指导思想的问题。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时，要切实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一方面，我们必须有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意识，维护文化自主性和中华文化的尊严；另一方面不要将所有文化学术交流都与政治意识形态划等号。相当部分的文化、艺术、学术交流，更多体现的是非政治性的娱乐和精神享受。对这些东西，应当像对待其他产品一样，不能泛政治化。对外文化交流，也同样要坚持邓小平同志确立的国家间交往原则，即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国家利益压倒政治意识形态。此外，要正确对待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对外文化交流中，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要承认人类的普遍价值，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与共同性特征，真正体现“和而不同”的思想。

　　记者：具体做法上有何建议？

　　俞可平：首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的文化传播要有长远打算，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有章有法、循序渐进。我们应当设计一整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相适应的观念、标识、品牌，充分展示一个文明、进步、民主、公正的中国，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次，要完善有关政策，积极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健康有益的对外交流。按照“和谐外交”的新要求，认真全面地清理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的相关政策，及时修改和调整不合时宜的方针政策。这些年来政府在对外交流方面的投入正在不断增多，要合理使用这些资源，使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要特别重视与国外友好组织和人士的合作，巧借他们的力量来达到我们的文化传播目的。

　　其三，要注意“本土化”，善于学习国际经验和惯例，用国外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比如有的书籍可以在中国翻译出版再出口到国外，但这并非上策，效果更好的则是与国外出版商合作，由他们用本土化的方式和渠道来出版发行中国学者的著作。重庆出版社很有远见，与荷兰著名的出版公司合作，联合推出一套由我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论丛”。重庆方面出中文版，英文版则完全由荷兰布里尔公司负责出版和发行。还成立了一个国际编委会，由中国学者和西方著名学者一起编选这套丛书，借用布里尔公司300多年建立起来的销售渠道和当代西方的著名学者，把中国当代的优秀思想文化引入西方市场，力求影响西方主流社会。

　　其四，要进一步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水平。这些年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继续努力，不断提高对外交往的水平，特别是对外学术交流的水平。学术交流在文化交流中意义极其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的灵魂。我们要鼓励正常的学术交流，如进行学者互访、主办或参加国际会议、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等，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贯中西、具有国际声誉的优秀中国学者。鼓励优秀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主要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国外出版著作，参与高层学术研讨，担任重要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的领导职务，真正将我国的优秀学术成果传向世界。

　　同时，要充分利用民间的渠道和新兴的传播工具。我国的对外贸易日益增长，随着中国商品的输出，也把商品中承载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了。但与经贸交往、政治交往和政府官方交流等传统交流方式相比，现在新兴的文化交流方式更显活力，比如民间交流、大众传媒、网络传播、学术交流等都有无可替代的生命力，要善于运用新的文化交流方式去传播中国主流文化，打造与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