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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85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因此，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此前的外汇储备管理政策
□ 本报记者 钮键军
成为第一未必都是愉悦。
除高处不胜寒外，或许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中国快速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后，带来的不仅是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给外汇管理部门提出了改进外汇储备管理政策的新要求。
如何管理庞大的外汇储备？
《财经时报》就此于近日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这位素有中国金融界“诤臣”之称的金融专家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诠释新格局
《财经时报》：根据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成为世界上最多的国家。这仿佛让美国找到了人民币应该继续升值的新理由。您如何看待外汇储备、国际贸易失衡以及人民币升值三者之间的关系？
夏斌：当前，中美贸易的失衡与人民币的币值是否被低估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中美贸易失衡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表现。即使中国大幅提高汇率，能改变的，也只是由中美贸易失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
不过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近两年多来中国外汇储备的激增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又密切相关。
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新增储备的贡献度方面，资本顺差贡献度上升、经常项目顺差贡献度下降。我们估计，2005年新增外汇储备中约有22%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短期投机资金的大量流入，加大了汇率管理的压力。
不仅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还给中国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包括对中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利；不利于提高总体经济的运行效率；有可能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难以承受强烈的国际压力等。
放缓外汇储备激增的方式
《财经时报》：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依然有增加态势，您认为中国应采取何种措施来放缓外汇储备激增的态势？
夏斌：我认为应首先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尽可能挤出储备中投机性的资本泡沫。如何有效化解升值预期，既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关键，也是解决储备规模失控的关键。
中国一定要坚持汇率改革的主动性原则，那就是既不能因外部压力而动、也不能因有外部压力就不动，从而延缓改革进程，丧失改革良机。
在坚持当前有管理浮动汇率政策中，应提高“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艺术，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第二是需要进一步发展外汇市场和外汇衍生工具，除为了逐步提高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汇率避险能力外，也可以扩大本国居民之间调剂外汇资金余缺的规模，弱化升值预期。
坚持有限度开放资本账户政策也十分关键。由升值预期引致的各种资本流动是当前外汇储备问题以及今后国际收支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破坏性和风险性。
加强外汇管理就是要堵邪道，一是加强对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真实性审核；二是加强贸易融资、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境外关联交易等项下的资本流动管理；三是视情况变化，迫不得已时可引入在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URR)，要求特定项目的资本流入交存一定比例的无息存款准备金，抑制短期投机性资本的进入。
配合“走出去”战略
《财经时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提出了“藏汇于民”的建议，外界对此议论纷纷，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夏斌：这正是我要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放缓外汇储备激增的一个重要做法是，改变过去宽进严出政策，适度放宽流出管制。在大致测算国家适度外汇储备量的基础上，对超过部分，鼓励“藏汇于民”与实施“走出去”方针。
“藏汇于民”首先应提高非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这可以通过取消强制结售汇制，改为意愿结售汇制来解决；其次，还可择机尝试外汇储备证券化，把一部分国家外汇储备转为企业和个人的外汇资产。同时还可视需要，考虑在国内设立仅由本国居民参与的外债市场。
《财经时报》：上述策略如何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相配合？
夏斌：运用一定的外汇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支持自主创新、核心技术的开发是必须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支持对海外能源性企业、关键性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并购活动。我现在的考虑是，是否可以配合国家金融战略的实施，有计划、有远见地对国际跨国银行的并购予以支持。
还有，中国可以考虑增加黄金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当然，必须是在偏低价位时择机增持。
同时，外汇储备除继续支持国有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外，还可适量弥补社保基金的缺口。
当然，我上面说的这些都必须按照外汇储备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基本使用原则。
根据有关国家经验，包括已完全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一般近80%左右的外汇储备应确保在可承受的成本收益内获得充足的流动性，20%左右的储备用于积极的储备管理投资，其中海外股权投资是主要的选择方式。中国可以在总结中央汇金公司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现有的公司架构或干脆组建直接隶属中央政府专门的外汇投资机构，扩大股权投资包括海外投资，并引入衍生工具进行外汇风险管理和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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