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印度

　　中国梦

　　中国能成为下一个外包大国吗？

　　这一轮的Made in China不再是玩具、内衣和电子产品，而是软件、生物医疗和工业设计。很长一段时间里，喜玛拉雅山以南的印度都是“世界是平的”这一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充当着跨国公司的软件“种植园”和IT及金融服务的“农场”。但现在，“另一极”已经出现：中国正在成为更高级的脑力生产外包转移目的地，甩掉印度？现在出发。

　　挑战印度

　　这是另一层面的国家竞争力：发现中国软件外包新势力

　　文·本刊记者 袁宏明

　　【火山期】

　　7月的一个炎热下午，北京中关村创业园，浪潮集团与微软公司共同建立的在线实验室里，60多位软件工程师正在进行软件开发和测试工作。他们与微软在印度班加罗尔、爱尔兰和西雅图总部的工程师们一起，形成一个24小时不停接力的微软工作链。通过一条强大的网络专线，研发人员可以进入微软公司内部网，享用微软全球的研发资源。即使在休息时间，这些中国的工程师们也会习惯性地戴上耳机，在线学习微软的开发工具和课程。

　　这是微软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软件外包在线实验室，因为有严格的技术、安全、保密措施的审核，即使浪潮集团总裁孙丕恕也不能随便进入。运行1年多来，这一实验室为浪潮世科从微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外包业务。“今年下半年，我们每月还将增加20位工程师。”浪潮世科CEO李文光告诉《环球企业家》。

　　这似乎是中国软件外包业正在崛起的一个暗示。不管是在东部沿海的北京、上海、大连、深圳，还是中西部的武汉、西安、重庆的软件工业园里，一批新兴的为全球客户做软件外包的中国本地公司正蓬勃而起。“20年前世界给了中国制造业一个最好的机会，20年后的今天，软件外包是世界给中国另一个最好的机会。”东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积仁对《环球企业家》说。

　　这并非突然发生。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希望能够跨入高科技领域的大门。20年前，中国政府开始投资于尖端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并瞄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该项目因为始于1986年3月，被命名为863计划。在该计划的资助下，中国设立了700多座多国研究和开发中心，包括微软的北京实验室，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精英的培训基地。而且，59%的中国大学本科生都进入科学和工程专业，这几乎是美国的32%的两倍。

　　尽管印度公司在全球离岸软件外包市场的份额超过75%，但中国正成为这一领域的有力争夺者。“印度所占的份额在未来会逐渐下滑，新的外包业务大量涌向了中国、俄罗斯、越南、菲律宾等国家。”IDC中国软件与服务研究部分析师欧媛说。

　　IDC《中国软件开发离岸外包2006-2010年市场预测与分析》报告表明，2005年中国软件离岸外包市场获得55.6%的高速增长，市场收入达到9.3亿美元。该机构预计，中国市场未来五年的年复合平均增长率将超过40%。赛迪顾问的预测则更为乐观：到2010年，中国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70.28亿美元，占全球软件外包市场的8.4%，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2%，软件外包将成为推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新力量。

　　和上述研究机构持相同观点的还有IBM亚太区MBPS部总经理Randy Walker。他认为中国软件外包力量的崛起原因有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目标，对软件外包的内需越来越大；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在基础建设、开拓市场、熟悉政策法律等方面，需要中国外包伙伴的帮助。

　　博彦科技(Beyondsoft)是一家主要针对欧美市场的外包公司，对于海外客户对中国外包公司的态度，其CEO王斌感受颇深：4年前，博彦每月接待一个海外客户，3年前变成每月两个，前年每周一个，今年则是每周3个。王斌偶尔好奇地询问海外客户，为何选择中国外包？他得到了两种回答：一是希望跟人口众多、增速很快的中国市场尽快接轨，二是希望分散风险——尽管他们在印度已经有了一个异常强大的外包合作伙伴，但亦相信不能把所有的苹果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嗅觉灵敏的风险投资商很快意识到中国软件外包公司尚被低估的价值。今年7月12日，海辉软件(国际)集团刚刚完成了一轮超过3000万美元的融资，此次投资由Granite Global Ventures 牵头，参与投资的有集富、英特尔、IFC、德丰杰、三菱UFJ证券和住友。

　　今年4月，由红杉资本牵头，联合DCM和联想投资，也向另一家软件外包企业文思创新投资了3000万美元。

　　在外包行业，联想投资是最活跃的风险投资商。早在2003年，联想投资就向中讯软件集团注资2400万港元，并在2004年4月将其推至香港资本市场。2004年，联想投资又与DCM一道向文思创新投资了1亿元人民币。今年6月30日，联想投资又投资了游戏外包公司维塔士电脑。

　　多年追踪软件外包行业的联想投资公司执行董事李家庆向《环球企业家》解释，联想投资选择注资中国软件外包公司时的考量因素有两个：第一是分析该公司的客户，客户的潜力决定了它的潜力；第二是看管理团队，不仅要对管理层的运营能力现状进行评判，还会仔细考察该团队管理运作能力形成的历史机制。

　　风险投资的大举进入，暗示着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在长期沉睡后，正迎来一个活跃的“火山喷发期”。其活跃的另一个迹象是，收购兼并亦频繁上演。“与印度的软件外包企业相比，我们连虾米都算不上。”文思创新CEO陈淑宁说，“如果短时间内规模提高不上去，只能面对被收购的风险。”文思创新去年曾并购两家小型软件公司，还计划将今年4月引入的风险投资用于“进行国际范围的收/并购行为以及大规模的业务拓展，并为进军NASDAQ做准备”。下一步的并购对象瞄准的是美国和日本市场上的目标公司。

　　“我们一直在考虑在国内外进行收购，但一定会跟自己的能力相匹配，把并购成长转变成企业的一种长期发展能力，而不是去寻求一时好看的财务报表。”加入文思创新董事会的红杉资本董事周逵说。

　　【请先冷静一下！】

　　即将迎来一个伟大的软件外包领域的中国时代吗？且慢喜悦。

　　全球应用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近几年平均每年以29.2%的速度增长，BusinessWeek统计，目前软件产值的1/3需要通过对外发包来完成，这一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软件外包已经成为继互联网和网络游戏后的第五次全球浪潮。但与这一领域的先驱者和领头羊印度公司相比，中国同行的差距还很悬殊。用中国第一名去跟印度第一名比较，不管是员工数量还是营业收入，差距都在100倍以上。

　　过去20多年间，塔塔咨询(TCS)和Infosys等一批优秀的印度公司，从最初级的软件外包入手，不断创新和自我升级，如今已经进入全球软件行业的舞台中央。在此过程中，印度也一跃成为全球软件大国。在孟买上市的TCS，雇员人数超过4万人，销售收入超过120亿人民币，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企业的人数也不过2千人。

　　不过，让我们就此换一种思路：巨大的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潜力。接下来，一些问题变得富有趣味：软件外包对中国产业界来说意味着怎样重要的机会？它能否催生中国的TCS或者Infosys？

　　中国软件外包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比印度晚了10年左右。早期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需要一批优秀的本土程序员做软件的汉化工作，这个需求催生了中国早期的外包公司——博彦科技和文思创新等正是在为微软和IBM等跨国公司“打工”的过程中，积累了第一桶金。至今，他们仍是中国承接欧美市场外包业务的佼佼者。但在彼时，软件外包公司长期遭遇冷落，政府和业界尚未意识到这一领域的巨大增长潜力，比如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许多年都没有落实下来。

　　但随后印度凭借软件外包跻身全球软件大国的历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者。产业政策的风向突变发生在2004年，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启动的第一年。软件欧美出口工程，是科技部为贯彻国家振兴软件产业的行动纲要，推进中国软件产业国际化，而组织发动起来的一个系统工程。该计划的核心是：科技部每年扶植100家企业，帮助他们筹备出口资源，促进对欧美市场的软件出口。

　　因为面临印度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国公司想在欧美软件外包市场有所作为尚有困难，但在日本的软件外包市场，中国公司却牢固地掌握了市场份额。

　　日本是全球第二大软件产品和服务市场，目前仅有1%的业务外包，潜力非常大。在这1%里边，中国已获得七成。IDC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整体软件外包收入的60.1%来自于日本客户；其次才是欧美市场，为20.4%。

　　对日外包的佼佼者，包括东软集团、华信软件、中讯软件、海辉等。5年前，当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访问大连时，曾惊呼：大连之于日本软件市场的地位，犹如印度的班加罗尔之于欧美。大连软件工程师起薪是300美元，仅为日本软件从业人员月薪的1/10左右，而且土地价格远比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便宜，较之东京和大阪更是天壤之别。按照规划，到2012年，大连软件业将实现总产值800亿到100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大连全市GDP的10%到15%，出口额40亿美元，从业人数将达20万人左右。

　　IDC研究人员相信，基于日本经济不断回暖的预期，日本企业尤其是金融行业，将有可能在近两年释放大量IT需求以替换旧的IT系统，这些需求绝非本土IT公司自身可以消化，必然会有相当部分的软件开发工作被外包。

　　“日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李家庆说，“做日本软件外包有点像体育项目里的跳高：核心团队的拿单能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公司的规模和发展空间。”

　　能否抓住大客户，是对日软件外包公司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中讯集团(0299.HK)为例，2005年，第一大客户占其全年总销售额的41%，前5位客户占到了91%。

　　该为中国软件外包业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报以热烈掌声吗？事实上，中国不仅暂时还无法与印度同行分庭抗礼，而且，追赶者已近。

　　不声不响地，越南这个拥有8400万人口的国家正崛起为全球最大的IT生产商和IT创新企业外包其业务的替代目的地。今年5月，当比尔·盖茨在越南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访问河内时，越南的领导人暂停出席会议接见了他，这是对一位非国家领导人的罕见礼遇。盖茨赞许地说，越南很可能是继印度、中国和菲律宾后，成为新一代“顶尖的软件外包国家”。此次，盖茨还同意在胡志明市建立微软创新中心(MIC)，向越南的合作伙伴提供最新的技术、培训和咨询。

　　越南科技部报告指出，从1994年至2005年，越南的IT业平均成长率为30%，2005年软件及IT相关服务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7亿美元，比上一年上升四成。在每家越南软件公司的网页里，游说投资者将软件外包给越南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低，人才资源丰富——越南最早的IT企业FPT集团承认，他们的新进正式员工起薪只有200美元。

　　这一切都在考验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真正竞争力：不是成为软件工厂，而要成为真正的世界级软件实验室。(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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