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大改革背景下的大案 谁为高山打开方便之门

　　四年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有着中国银行业“领舞者”之称的中国银行为何又有涉及资金近10亿的大案发生？

　　□记者 张娅

　　正在积极筹备上市工作的中国银行因为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的资金失踪案，正陷入一 场前所未有的尴尬之中。

　　在2005年1月底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中行行长助理朱民表态说，中行上市之前首先要抓好内部清理，“不应该急于进行首次公开募股，重组质量更加重要”。但该行内部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受河松街支行案子的影响，中行的上市问题要等今年两会之后才会最后明朗。”

　　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对中国银行业的评审中，中国银行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为争夺这个“第一”，中国银行近年来围绕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内控机制的完善屡被提及。但中国银行恰恰也是中国银行业近年来大案爆发最为频繁的银行。中行新闻发言人已经承认，类似案件爆发次数多，反映了该行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还比较薄弱。但更为尴尬的是，中国银行在每次案件发生后都宣称将弥补相关制度的缺失，但实际上并不能阻挡住同类型案件的发生。

　　不可否认，作为中国第一家在亚、欧、澳、非、南美、北美六大洲均设有机构的银行，并在香港资本市场拥有上市公司中银香港，它更加市场化，面临的监管环境更为严格，是中国银行比其他银行更容易暴露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是，严密的制度架构在实际操作中被扭曲，“人治”大于法治，才是中国银行各类案件屡出不穷的最重要原因。这一点，值得所有正在进行改革的国有商业银行深思。

　　四年大改革背景下的银行大案

　　从2000年到2004年，高山的作案时间长达4年，如果采用核销呆坏账的方式，中行将为此支付近10亿元。而这正是在中国银行制定一系列严密制度的背景下发生的。

　　1994年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之后，中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始于2000年。随着该年2月前任中行行长刘明康走马上任，一场建立良好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随之展开。根据刘明康当时的解释，良好公司治理机制的6个主要内涵包括：清晰的发展战略；严格的科学决策系统；审慎的会计原则；严格的目标责任制、问责制及与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面向未来培养和造就人才；健康负责的董事会。

　　由此，中国银行根据银行内部不同岗位制定出目标责任制，并对境内外机构负责人经营管理绩效展开了地毯式考核。一套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架构因而建立，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信用审查委员会、稽核委员会、人事考评委员会相继成立并且逐渐完善。

　　2003年3月，刘明康改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高层变动并没有影响到银行内部的改革。当年4月，中行聘请美国翰威特咨询公司(Hewitt)作为人力资源改革顾问，设计完成了适合股份制公司要求的人力资源改革方案及实施方案。当年5月，原中银香港董事长刘金宝与上海富翁周正毅合谋案被曝光后，7月，中国银行就宣布实施“重大授信风险事项报告制度”；10月，“预保预报制度”实施。

　　2004年是中国银行改革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在政府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向中行和建行注资之后，3月2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将两家试点银行改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由此，中行展开了更为大刀阔斧的重组工作。

　　肖钢认为，不再是国有独资企业后，中国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业务发展机制、财会制度、风险管理体系、考核制约机制、信息披露制度等都要相应进行大的转变，而股份制改革将是防范内部问题的治本之策。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相互制衡的管理决策机制，再加上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与市场约束，就可以对银行经营实施有效监督，也可对主要经营管理者实施有效制约。

　　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中国银行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加快内部机制改革和加强内部管理方面，“对分行盈利目标的考核逐步从利润额绝对指标向资产利润率和营运资金利润率等相对指标过渡”。由此，集团风险管理体系在中行全面推行，即以董事会及其风险管理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以集团风险管理部门为牵头组织部门，包括海内外分行垂直式的直接管理、集团职能部门式的窗口管理以及有关附属机构董事会式的参与管理。

　　随后，中国银行对风险防范的机制进一步加强。根据中行制定的《总行督办工作制度》，行长办公室为督办工作的主办部门，并根据需要指派专职督办员，对重大事项进行全程的跟踪督办。中行成立了股改不良资产责任追究工作领导小组和审核小组，总行专门抽调近百人进行审查核定，对责任追究工作的原则、标准、程序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各一级分行和直属分行相继成立了责任追究审核工作组。同时建立了“责任追究工作审核台账”的数据库。根据建立的资本配置模型，各类业务和各家分行的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与股东增加值，成为决定业务发展重点的标准，两项指标还被纳入对分行和业务部门的考核体系。

　　2004年7月16日，中国银行再度表示，将建立独立向董事会及其附属委员会报告的风险管理体制。随后，中国银行人力资源改革推进，改革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取消行政级别、“铁饭碗”和任命制。新成立的资产监察稽查部将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主要负责行内大案、要案的资产稽查，另一个小组将主要负责对总行500多位管理干部经手的贷款资产进行稽查。11月30日，中国银行宣称相应的机构布局全部完成。

　　然而，尽管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制度看起来严密并且范围广泛，但中国银行的案件依然频频发生。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初，中国银行先后查处违法违纪人员2577人，约占全行员工总数的1%。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45人，党纪处分161人，行政处分1224人(含开除公职316人)，其他处分1047人。而在2004年力度如此之大的改革过程中，河松街支行的问题依然没有被内部觉察。

　　中行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事发之后，2005年2月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承认，类似案件爆发次数多，反映了该行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还比较薄弱。他对媒体披露：中国银行将建立新的监察稽核体系。中国银行的总行监察部、稽核部将合并为监察稽核部，一级分行和直属分行监察处、稽核处合并为监察稽核处。总行监察稽核部负责实施对总行各部门、一级分行、海外机构的监督稽查，向董事会及其稽核委员会报告工作，纪检监察工作直接向党委报告；一级分行监察稽核处负责对二级分行及以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向本级党委报告，业务受总行监察稽核部的垂直领导。中行称，合并后的监察稽核职能，突出对全行经营活动、内控建设、各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和职业操守情况的综合监督与评价，致力于加强和改善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改善内控文化，推动良好公司治理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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