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大改革背景下的大案 谁为高山打开方便之门(3)

　　巴塞尔协议下的悖论

　　在巴塞尔协议中，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并称为银行的“三大风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把“操作风险”定义为“由于不当或失败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因外 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对目前中国银行业来说，三大风险其实都存在，但“操作风险”应该是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在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案发之后，中国银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罕见地公开评价此案，称中行近期发生的案件金额巨大、损失严重，暴露了中行在经营性分支机构管理和控制方面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银监会要求中行举一反三，在权辖范围内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查，从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寻找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对分支机构内控意识和内控手段的培训，认真落实各项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月19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两名前任副行长胡楚寿、于大路的批捕也被媒体披露。检察院方面证实, 两人在2004年6月已被“双规”，同年9月被捕。被捕原因是两人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近10亿元国有资金，“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更，最终实现私有化”，变成了个人囊中之物。

　　事实上，银监会2004年对4家银行总行及其营业部、各省分行和部分二级分行等988个营业性机构进行了“三项业务”后续检查及内部控制现场检查，全年共查出违规金额5840亿元，比上年增加4072亿元；提出整改意见58247条，比上年增加21847条。

　　根据相关规定，银监会对银行负有监管责任。据业内人士介绍，银监会在省一级设有银监局，地一级是银监分局，县一级是办事处，主要的工作职责是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四个方面，关注的是存贷比例、资本不足率、不良贷款下降三大问题。具体而言，银监局监管的方式分两种：一是非现场监管，即根据各银行按时上报的报表进行数据分析，并且通过约见谈话、书面警告等方式随时提示风险；二是现场监管，即不定期派工作组检查，进行网点跟踪。不定期，其中一种是针对收到投诉中问题比较突出的银行，另一种则是常规检查。

　　但该外资公司咨询顾问直言：“目前中国银行的会计科目和数据太复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也不一样，让银监局来查也查不明白。”2004年，河松街支行开始同城结算，也就是纳入了人民银行的监控范围内。但高山涉案的这些业务上网也查不出来，只能通过一张张票据查，人手紧张的银监局显然力所不及。

　　河松街支行案的发生，自然说明负有监管责任的银监部门没有尽到责任。但事实上，正是由于金融业务的膨胀性扩大和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鼓励银行本身进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已经成为了目前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大趋势。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出台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也反映了这一把更多责任交给银行本身风险控制的“国际新趋势”。该法引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

　　在中行和建行被确定为股份制试点之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具体介绍了两家银行2007年以前应该达到的经营目标责任，即参照国际上前100家大银行平均水平而制定的三类七项指标。第一类是经营绩效指标。一是净资产回报率，两家银行在2005年都要达到0.6以上，到2007年接近国际大银行的平均水平；二是净资本回报率，两家银行2005年要达到11%以上，2007年达到13%以上；三是成本收入比，这个比例将保持在国际上非常好的水准，在35%和45%之间。第二类是资产质量指标，主要指不良贷款率。两家银行在注资和改造结束以后，不良贷款率按五级分类都会下降到4%左右。第三类是审慎经营指标。一是资本充足率指标，两家银行今后必须按最近发布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始终保持在8%以上；二是风险集中度指标，到2005年底，两家银行所有的集中度风险不会超过资本净值的10%；三是拨备覆盖率指标，拨备和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余额之比将达到60%和80%以上。

　　很明显，这些目标责任对银行本身提出了严厉的要求。今年2月1日，《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规定，银监会针对被评价机构内部控制体系存在问题的性质及严重程度，可采取最高责令整顿或暂停办理相关业务的监管措施。如果这样，此次存款被盗事件可能会对中国银行产生难以估计的后果。3月1日起，《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也将施行。

　　银监会相关人士表示，两个办法的出台并不专门针对某一事件，而是属于银监会原有的风险控制计划之中，重点是监测各银行资产质量，加强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内部的风险管理体系。该人士对《商务周刊》透露，银监会很快将下发具体细则。

　　但问题在于，把更多责任交付到银行头上，监管部门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对银行进行处罚，这样的制度固然设计精妙，与国际充分接轨，却可能在中国金融界形成银行“虱多不痒”、监管机构则以制度推诿责任的双输。

　　这其中的根本问题在于，目标责任制订得再多，惩罚制度再严厉，对银行是否真正能起到作用？据上述外资咨询公司银行业顾问表示，尽管该公司在国外已经广为开展帮助银行业完善内控体系的业务，但在国内还没有进行相关业务的计划，“因为国内银行并不重视这部分，很少有此需求”。

　　事实上，尽管金融诈骗在美国也是个问题，但是美国金融机构在很多情况下将打击金融诈骗视为维护自身利益，因为诈骗通常令他们付出金钱代价。这些金融机构有大型的内部诈骗调查部门对犯罪指控进行追查。而国内银行不重视，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的国有银行缺乏监督其自身行为的动力——因为再严密的制度如果常常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并主要作为惩罚的工具，它必然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因为除了部分像刘金宝、高山这样的倒霉蛋被绳之以法或不得不逃亡海外，其他人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受损，无论是内控不严还是监管不力，造成的损失都是由政府和全民来买单。

　　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多次强调，金融机构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改革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在经历了一次次挫折后，我们更应谨记他1年前说过的那句话：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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