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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院士在《新京报》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让笔者联想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将环保人士进行极端化的描述：环保人如果不能保证坚决不消耗任何自然资源，不能发誓愿意“以身饲虎”，便不能“自洽”。这恰恰表明了批评者自身的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
到底什么是环保人的理论自洽？我的回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现在的问题是人类过度开发和消费的行为打破了这种和谐与平衡，环保部门和环保人士不过是试图使发
展的快车走上与自然和谐的轨道。只因为他们不同意片面短视地发展经济，提出了与极端的开发浪潮不同的声音，愿用自然之子的良知来行使公民的环保责任，敬畏自然并愿意身体力行地实践一些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就要被贴上“极端”的标签来批判，这在事实上不符，逻辑上不通，道义上不公。
笔者理解的敬畏自然，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也就是源于敬畏之心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能源问题上，笔者并不反对机动车，但主张用快速公交系统和地铁发展代替私车战略；并不呼吁消灭空调，但主张在夏日将空调调至26度以上；并不一概反对建坝，但主张水电开发中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论证和严格执法，并主张更多地在节能和提高能效上面做文章，发展风电、太阳能等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造成较少损失的能源开发……所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主张，显然也不是极端。在此，笔者不打算在细节上与何院士讨论某些话题，但却必须申明，关于美国拆坝的数据，绝非笔者的无中生有。问题在于，所有的数据必须在各方面能公开公正公平表达意见的“信息对称”机制中才有意义。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取决于政府经济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平衡，取决于政府和民间的沟通，取决于不同观点和态度的对话。为什么在一些人眼里，为经济开发论证可以大张旗鼓、名正言顺，而环保一开口就被推到“极端”的席位？
为环保鸣冤叫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澄清一个是非：真正的极端化倾向并不是那些将和谐作为旗帜和生命的人，而是那些为了单方面的短期的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成本和环境代价的人，以及为这种片面、短视的极端行为辩护的人。这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难以维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令人忧虑的是，有些人不去公正地计算生态成本，也不去倾听专业人士关于生态赤字和生物基因库的计算结果，而是用种种名目来发放向自然开战的价值许可证，这种思潮如果泛滥开来，势必使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加剧生态不安全的危险。
能源和水资源危机，土壤、饮用水、有害废弃物的污染，气候变暖，雪线上移、酸雨肆虐、水土流失、物种锐减、生物圈紊乱、垃圾公害，以及每年3000平方公里的荒漠化扩展……现在的问题，哪里是环保凌驾于经济之上，分明是不少工程无视环境法规，环保跟不上经济的高速步伐。生态不安全，已经影响到了这个民族的可持续的生存和社会的安定，中国环境质量和可持续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很靠后，不过是告警声中一个小小的音符。
所幸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已为全面加大环保力度提出了要求；公民参与维护生态安全已受到政府和政策的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对处于弱势的环保一再追击，不如去关注这个国家的生态安全问题，将时间和精力用来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和心灵预警能力。通过生态伦理和环境科学来维护生态安全和民族福祉，这恐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本旨所在。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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