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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是否需要“敬畏大自然”的问题，在“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人类理性与大自然的关系，其实在《西游记》中就已演义得十分精辟和清晰，二者恰如齐天大圣与如来佛的手掌的关系，你孙悟空虽然一个跟斗就能翻十万八千里，但再翻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老祖宗其实是很有“理性”
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昌盛繁荣是世界公认的，但中国人很“知趣”，知道“天
命不可违”，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所以主张“天人合一”、“中庸之道”。
将人类理性抬高到“无须敬畏大自然”的地步，以为只要科学技术足够“发展”，人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人定胜天”，这其实是西方科学主义文化传统的“思想精髓”。人类“上天入地”似乎无所不能，但为什么人们在大自然面前的“无力感”却越来越明显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无须敬畏大自然”的科学主义“惹的祸”，这些“天灾”其实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人祸”，是大自然对崇尚自己“理性”到了忘乎所以地步的人类的“发威”和惩罚，是极端科学主义演义到当今社会的必然结果和“极致”表现。
我完全同意何院士关于人类对大自然必须“有所作为”或“大有作为”的看法，但何院士提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显然贯穿的核心思想是典型科学主义。我认为科学家是能够也应该走出科学主义传统的，更不应该与已经明白需要“敬畏大自然”，但并不否认科学价值的民众去字斟句酌地争执，以便维护所谓“科学的神圣”。
实际上，将“人类理性”放在“大自然”的基座上去认识，具有多层面和丰富的方法论意义。这里我想举两个学术圈的故事来说明这个意思。
60多年前，正当苏联计划经济模式蒸蒸日上之时，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等人其实就是从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出发，认为“市场”是人类自然选择和演进的大秩序，作为人类小理性的“计划”是没有办法替代其发挥有效配置人们需求的信息和私人资源功能的，结果历史事实确实吻合了他所说的“科学道理”。
再比如，二战后无条件投降的日本为什么很快能“几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除了美国的支持，另据一位叫野中郁次郎的日本学者解说，是因为日本人具有能够将明晰的、理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与从老祖宗那里遗传下来的、人类自然选择而来的隐含知识相互融合转化的本事，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有比西方人高明的“天人合一”能耐。
可见，对于国人来说，在崇尚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也万不可“忘乎所以”，忘了老祖宗“天人合一”古训，以免在对大自然“大有作为”的过程中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的蠢事来。但愿将来不管科学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我们至少还能够像泰国南素林岛上的摩根人那样，遇到海水疾退也能遵循“古训”，本能地知道往山上逃命。
□李宝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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