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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问题似乎一直是大学象牙塔内的学问，但2005年甫一开始，发生在《新京报》上的关于“敬畏大自然”的读者讨论实则表明，它其实是关乎我们的日常思想观念甚至是切身生存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一来，《新京报》的相关读者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无处不涉及“现代”的科学观念与“后现代”(“非现代”或“超越现代”)的科学观念的冲突；二来，这场讨论所引起的激辩，也印证了在事关公共福祉的科学事务上的理性交流和民主对话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现代”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家是无私无畏的追求客观真理和全人类福祉的圣徒或巨人。
这种“现代”的“科学观”和“科学家观”在“二战”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原子弹的实战使用，使科学家的声誉受到了损害，许多有才华的学生甚至因此不愿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冷战”的发展使国家军事部门和大型企业雇用的科学家人数逐渐增多，他们很难再被看成是在从事“中立”的或“致力于人类福祉”的研究。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也使得科学追求客观真理的色彩逐渐黯淡下去，尤其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其中提出的诸多新观点，如范式转换、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常规科学的保守性以及科学革命的循环性等，大大冲击了旧有的科学观念。
从反思科学观念的“现代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第一，科学活动在今天已经日益成为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政府、企业或利益组织的活动，因此其“中立”、“客观”、“追求公共福祉”的特征已经不再是无可争辩的。第二，科学活动已经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须臾不可剥离的影响，其活动具有日益强烈的外部性，因此科学活动在今天已经日渐成为利益相关者的对话，而不再是科学共同体的“独白”。第三，当代科学面对的极端风险和极端不确定性，是此前的科学活动所未涉及的。诸如“克隆人”、“基因改良食品”这样的“兹事体大”的科学问题，即使是专家也在面对不可测度的风险，并因此而成为“非专家”。因此，对于“专家”的信赖，必须与公共理性交流和民主对话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双方的话语权应该是平等的，是同样受公共交流的规则保护的。第四，有对话就有对抗，因此科学并非是不可“反”的。在事关人类重大利益或共同福祉的诸多问题上，不同利益诉求集团之间的对话、博弈甚至对抗都是可能的，而不是应该被绝对禁止的。所谓“反科学”就是不好的、应该反对的或予以禁止的，这是带有自大和自我中心色彩的霸权意识，是不合当今文明主流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思潮。
□刘军(北京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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