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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
兰州发廊女苟丽被嫖客杀死，当地警方在清理其遗物时，发现她写给丈夫的116篇深情日记和手折的1000多颗纸心。(10月13日《南方周末》)
“发廊女日记”事件过去有一段时间了，由于《南方周末》的报道，该事件再次成
为热点，引发了不少精英人士的“人道情怀”。比如19日《南方都市报》上唐昊先生的《生于贫困的人生迫于出卖的年代》一文，在作者浓郁的人性关怀中，苟丽俨然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圣女化身，痛诉社会的不公。
这样表述，并不意味着我铁石心肠，苟丽之死，值得同情，再卑微的人，她的生命也是珍贵的。苟丽之所以有如此遭遇，有迫于无奈的社会原因，但其卖淫的事实，我觉得有必要做出理性的剖析，而不是不问青红皂白滥施关爱。
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我注意到这样的描述：“一开始，苟丽找了份月薪300元的工作，陈小林找了份月薪350元的工作。夫妻俩算了笔账，一年下来只能落下5000元左右。‘债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发愁的苟丽曾经在半夜把陈小林推醒。”
夫妻俩月收入650元，这在西部地区应该可以维持生活，节省一些，还能略有盈余。但很明显，苟丽不满足于这种缓慢的财富积累方式，焦虑感使她渴望快速脱贫致富，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她最终走上利用身体谋利的不归路。也就是说，苟丽卖淫有着利益的驱动：苦少吃一些，钱赚得快一些容易一些。
经济急速起飞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发展的焦虑与快速致富的冲动。这无可厚非，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如何把握自己。而苟丽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在于选择了一条她根本无法驾驭的灰色发展途径。
也许有人会说，苟丽没有文化，没有启动资金，除了出卖身体，她能干什么？我想说的是，景况和苟丽相似的底层女性何止千万，她们中的大多数可以依靠勤劳与汗水度日，在坚忍中保持尊严，苟丽为什么不能？社会转型期，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造成苟丽等弱势群体生活艰难，乃至悲剧的深层原因。因此，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弱势群体的悲剧除了制度原因外，个人真的就没有可检讨之处？假如苟丽不那么急功近利，恪守传统女性道德观，是否可以远离悲剧？
从马加爵案、王斌余案，到“发廊女日记”事件，在为弱势者代言成为时尚的今天，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苗头———为弱势者讳：一谈及弱势群体的遭遇与苦难，就全部是社会的不对，制度缺失、监管缺位、公德沦丧、人心冷漠，等等；至于弱势群体本身在素质与道德上的缺陷与不足，不是被淡化，就是被遮蔽。
这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弱势群体除了物质的帮助，更需要人文素质的全面提升，懂得在寻求外力救济同时，如何通过自我救济与自我坚守，完善自己、强壮自己，从而改变自己。这些，被那些大唱人道赞歌的精英人士们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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