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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7月酷暑的来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高温之下，人们又要开始体验电力紧张的滋味了。
据国家电监委提供的数据，2005年，全国供需形势依然偏紧，预计全国电力供应的最大缺口为2500万千瓦左右。
从2002年以来，全国就闹缺电，至今仍未缓解。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高耗能产业发展过快，产业结构有待调整。据新华社报道，6月底，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省级电网的最高负荷超过去年水平。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电网公司负责人说，要以直辖市、省会城市等为重点，确保城市用电安全。
城市优先、企业优先———这正是我国经济发展遭遇能源瓶颈后的解决答案，也是对国内电力资源配置的真实反映。有专家统计，在2000年的农村能源消费格局中，电力只占12%。
显然，对于我国农村和农民来说，这样的电力分配格局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效率的。长期的电力紧缺将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无法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
农村电力紧张，其表现形式多多：农村电价高，农户收入低，用不起；部分农村电工服务质量差，吃拿卡要；城乡电网的调度，优先考虑的是城市；在县、乡、镇的电力分配上，地方首先考虑的是企业，然后才能考虑农户，等等。
这种电力资源的配置，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反映了农民所处的真实困境。
农村电力紧张的现实，迫切要求加快农村电站和电网的建设与改造。然而，在这一建设和改造过程中，部分地区的农民却饱受乱集资、乱收费、高收费之苦，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报载，前几年，四川省国家级贫困县南部县为修一个装机容量仅为9万千瓦的电站，全县每人被要求集资300元。有的农户拿不出来，乡干部就带派出所的人到家中把过年准备宰杀的年猪牵出去卖了；有的农户交完集资款后，孩子已无钱交学费上学。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某村，1994年、1997年，全村电网连续两次改造，要求农民自筹资金，每人共交93.5元；1999年，村电网还要改造，再次要求每户交纳191.8元，村民听后哗然，有些村民拒绝交纳，但被村委会告知“哪家不交，就停哪家的电”。去年，某镇又要进行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索取高额改造费，要求“自筹资金”58万元。一些农户因交不起这笔钱而被切断电源，只好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日子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十几年前”。
本来，早在1998年10月，国务院就把农电的建设与改造确定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投资领域，安排了1893亿元资金(包括国债)作为农电改造的基本金；国家要求按照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农村电网改造、实现城乡同网同价即“两改一同价”的原则，对城乡低压电网实行统一管理，取消各级政府的价外加价。
然而，尽管国务院三令五申，一些地方政府却依然故我，在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中乱收费、高收费(这还不包括处于垄断地位的电力部门的权钱交易及村干部们对农村电网改造补偿款的非分之想)，原因何在？
农民，作为中国最为庞大但却组织分散的利益群体，在转型中的市场经济格局中，缺少利益诉求的机会和地位，更不具备在各利益群体博弈中的制衡能力。目前的一个无情现实是：电力资源的配置权在城市、电力分配在乡村中仍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山高皇帝远，农户们其奈我何。
为了破解农民的困境，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两改一同价”的工作进度，第一批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工程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全国2400多个县已被全部覆盖，1380万无电人口用上了电，全国农村低压线损率也从改造前的20%至30%降到12%以下，农村电价每千瓦时已平均下降了0.13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省市的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已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如安徽省，原乡镇电管站改成县供电企业的派出机构，减少电工1.39万人，仅此，1年就可减轻农民负担1亿多元，同时由于直管到户，还为制止乱收费、乱加价提供了体制保证；由于供电可靠性的改善、电能损耗的降低，带来了农村电价的降低，全省可减轻农民负担约两亿元；由于是国家投资改造，不需要农民再自筹资金，每年又可减轻农民负担约3亿元。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绝不仅仅是税收的减免，需要做的实事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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