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向随意执政说不

“随意”两个字，让中国企业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财富成本。而这里“随意”的不是其它，正是企业生死的关键——政策。政令的多变与执政的随意——随人所意，令无数企业竞折腰。只好忙于公关、只好疲于周旋，企业也在利用“随意性”调弄政策、控玩执政者。解决之道何在？让柔性的执政刚性起来的方法何在？恐怕长短之路各一条，短的是提高公务员的执政能力、法制水平；长的，就是要把政策统统改为法律，这样一来，谁都没的玩，就一心去做事吧，对企业而言，其实是赚了。

	企业向随意执政说不　　税务机关的专管人员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企业即将实施新的政策措施——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这份文件是1988年颁布的，而且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实施执行过，那就未免令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一份16年前下达的文件中的规定，为什么一直没有执行，也没有人提起过？而到了今天，又因何被“旧事重提”？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规定并没有在全市要求执行，至今仅在部分城区内落实。[详细内容]

    中国税法制度必须改变

    可以说，“在购销票据上贴花”的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其实是出于为什么在条文下达16年后才拿出来执行，而执行中又存在着地区间的力度差异——政策执行如此随意，如何保证税负公平？又如何能取得纳税人的信赖？
    更有甚者，税务部门与其它行政部门颁布的政策经常会有“打架”的现象——各自都只顾及自身利益，缺乏部门间的协调，受害的始终是纳税人
　说到底，这其实是整个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详细内容]　　

    用《行政许可法》治疗政府权力过大症

    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各种各样的行业法规，都是政府机关主宰企业命运的“武器”，无论是朝令夕改还是政策执行的随意“变通”，加诸于企业身上时，他们也只能被动应对。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会疾病，我们姑且称之为“政府权力过大症”。
   “病”是一定要治的，对症下药的根本就是对权力加以约束。《行政许可法》就是这样一服“猛药”。
    《行政许可法》制定的初衷是什么？其制定起草者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树义说了这么一句话：“在我国，朝令夕改的事情太多了。政府说话不算话，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政令多变。”——就是这一句“政令多变”，背后有多少企业为政策反复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成本？[详细内容]

    政府行为只能靠法律来规范

    行政许可法的颁行获得了社会普遍的好评，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行政许可法是目前唯一一部基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规范政府活动的法律。对于这样一部“良法”，我们更有理由关注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如果将中国法治建设看作“万里长征”的话，那么，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只不过是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因为法律不仅要制定出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要实施下去。法治不是供人观赏的“花瓶”，而应是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
    如何行政许可法所裹挟的许多现代政府的基本理念如何成为流淌在我们政府血管中的“血液”。这成为我们写在行政许可法实施百日祭时的一个“期盼”和思考。[详细内容]

不满就告贝氏药业告倒江苏省物价局

2001年7月，广州贝氏参加广东佛山市医疗机构第一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会，其药品“氧氟沙星”以每片0.5元的低价失标，而日本第一制药株式会社却以每片1.612元的价格中标。贝氏向省卫生厅与中国卫生部提起诉讼及行政复议不果，于2002年2月把中国卫生部告上法庭。
　　不过，无论诉讼的结果如何，贝氏面对政府部门的大胆维权行动，不仅给了新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一个用武之地，也让企业看到了自己所拥有的力量。[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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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制作：丹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