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财税专家称中国税法制度必须改变

　　□中山大学财税系主任 谢贤星

　　赢周刊记者 甄静慧／采写

　　1988年颁布的文件现在才执行是否合理？税务部门政令多变，税收政策随意变更，根源是什么？中山大学财税系主任谢贤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尖锐地指出：中国的税法制度一定 要改了。

　　政策随意性司空见惯

　　谢贤星分析，税务部门要求企业在每一笔购销业务的单据上贴印花的规定，实际上出自1988年的《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一文，由于1994年税制改革时这一份文件并没有被废除，因而这个条文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在购销凭证上贴花，目的是为了证明这笔购销业务的有效性，可为以后可能发生的种种纠纷提供法律凭据——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惯例。

　　可以说，“在购销票据上贴花”的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其实是出于为什么在条文下达16年后才拿出来执行，而执行中又存在着地区间的力度差异——政策执行如此随意，如何保证税负公平？又如何能取得纳税人的信赖？

　　谢贤星指出，其实不止是印花税，其他税种中也经常会出现种种政策执行的随意与“变通”：税收任务完成了，管理就比较放松；对税源影响不大的条文，有些部门也会暂缓执行……

　　更有甚者，税务部门与其它行政部门颁布的政策经常会有“打架”的现象——各自都只顾及自身利益，缺乏部门间的协调，受害的始终是纳税人。

　　说到底，这其实是整个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所造成的。

　　暂行条例“暂行”了40年

　　税收政策的执行以人与部门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就是以“人治”代替了“法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谢贤星指着手里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以印花税为例，它的暂行条例很简单，总则只有一千多字，加上实施细则也就是两千多字。”——这意味着很多实际操作上的具体问题都没有纳进去，只能用政策文件来补充。

　　谢贤星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刚性的，政策文件是行政的东西，缺乏稳定性。其实根本连条例都不应该搞，就要立法。”

　　印花税也是暂行条例，农业税也是暂行条例。什么叫暂行？一两年也许说得过去，但《农业税暂行条例》实施了40多年，仍在“暂行”，法治建设的滞后已经不容忽视。

　　谢贤星指出，目前税法中有很多法规都是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更别说林林总总不合时宜的文件都没有被适时废止了——这些东西一天不取消，难道还都得执行下去吗？政策的“变通”，有时候也很难介定绝对的对与错。

　　不妨参考西方税法制度

　　由此而知，要从本质上改变政策的随意性，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立法严谨并保持法律的稳定性。

　　谢贤星教授以西方国家的税法制度为例：“税制完善国家是没有这些政策文件的，他们的税法非常完善，所有的实施细则都包括在里面。而且法律严谨，一经确定就很少作大幅度的改动。”

　　当然，再完善的法律也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当税法发生变动时，西方国家的做法是把《税法》中有条文变动的一页大量重印，然后发给纳税人，让他们替换掉旧页。这样一来，税法始终非常稳定、清晰，绝不会出现令纳税人无所适从的现象。

　　谢贤星呼吁：“不要政策要法律——中国的税收制度，真的非改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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