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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内外资企业两税合并问题上，我们听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财政部和部分专家学者是一种，商务部、外资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又是一种。
声音的多重性表明，公共政策引起不同集团间的博弈已经开始显性化。另一方面，这也再次提醒最终决策者：在一项公共决策出台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让利益相关者充分博弈，理性选择最优方案。
一直以来，在面临诸如税率改革等公共经济决策时，相关的政府管理机构总是想人之所想，替那些利益相关者做决断。然而，这样的决策过程尽管效率较高，但未必科学。从更长期来看，公共决策的决定必然通过利益主体的充分博弈来实现。
比如这次的税率调整。
毫无疑问，外商投资对于中国今日之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同时是以牺牲部分国内相关产业利益而达成的效果，其成本也不可谓小。
那么，在选择合理税率问题上，决策者究竟该听谁的呢？其衡量标准当然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最优。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就是在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情况下，让经济高效平稳地运行。
众所周知，优惠之税率吸引外资一直是我们的基本经济政策取向。但是，时过境迁，这种以利益输送为代价的总量放大显然不是健康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在改革开放到一定阶段时，下游的市场容量和上游的市场环境必然要转换为最吸引外资的因素。也就是说，现在的外商来投资中国，他们更看重的是中国市场对产品和服务的吸纳能力和产业聚集效应，税率已经不再是其考虑之首选因素。
再看看另一面，长期以来，国内企业普遍税负偏高。如此，虽有财政政策的带动，但经济的民间动能却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因此，对国内企业税率的适当减免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自主性。
两相权衡，我们不难得出答案。
此外，我们知道，目前国家财政收入连年提高，国库资金相对充裕，这正是适时降低税率、藏富于民的好时机。
我们知道，如税率调整等这些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最大区别在于：私人决策的后果最终是私人自己承担，但公共决策的后果最终却要由社会公众来承担。由于公众由不同利益群体组成，这些群体利益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冲突的。因此，政府必须兼听各方诉求，在保证公众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做出选择。
政府的某一项政策出台，所有的群体都因此而受惠，或者虽然只有一部分群体受惠，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经济学称之为“帕累托改进”。我们当然希望此次税率合并出现类似“帕累托改进”的效果，但是，如果结果并非如此的话，我们的最终决策者就应当权衡利弊，比较成本效益，坚决地拿出方案。
如果说近年来政府机关努力倡导政务公开解决的是公民“知情权”问题的话，那么，让“公众说了算”或者在决策前充分听取各方声音则是对公民“参与决策权”的尊重和落实，是对重视公民“知情权”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这也是公共决策民主化、制度化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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