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爱杰·

　　挥之不去的国企情结

　　阎爱杰对国企的关注由来已久。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再次勾起了他的“光荣与梦想”，也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

　　突如其来的电话

　　2000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玛氏中国总部参加销售会议，突然，一位旧部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一家国企干一番事业。记得突如其来的电话当时我差点没有笑出来。在外企工作的人，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外企是一个“贵族俱乐部”，挤进来的都是社会精英，我们受到社会的尊敬，享受着远远高于圈外人的待遇；如果对现在的公司不满意，可以跳槽到另一家外企，但千万不要离开这个圈子！因为外企易出不易进，离开它，就等于失去了头上带着的金光闪闪的光环，就等于失去了“贵族”的身份，更糟糕的是，就等于失去了一份丰厚而稳定的收入。在外企工作了近5年，这一“外企文化”也难免影响到我，更何况，作为一名外籍经理，我又享受着远远高于国内的外企员工的待遇。

　　不过出于礼节，我还是答应下班后给他回电话，详细谈这件事。当天晚上，他告诉我，四川郎酒集团决心“第二次创业”，按照外企的模式改造企业，希望我有兴趣介入。我只是搪塞地说，我先考虑考虑，然后再答复他。

　　难解“国企”之缘

　　说来奇怪，在以后的一两个月里，“国企”两个字一直都没有离开我的脑海。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清晰。直到后来下决心离开外企，进入郎酒，我才认识到，这种冲动，或者说，这种国企情结，同我的“根”有着极大的关系。

　　我出生在一家国企的家属院里，并在那里长大。从懂事起，父亲就一直是这家省级国营企业的厂长，母亲一直在公司财务科工作。尽管离家已经二十几年了，儿时父母匆忙工作，小朋友一起上学玩耍，邻居相互帮忙的往事，时不时地出现在脑海里，甚至常常出现在梦中。

　　现在回味起来，自己对国企的关注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上大学时，尽管修的是对外经济贸易专业，但对“国企改革”着迷的程度，就像“哥德巴赫猜想”对一些数学家一样；在国外留学时，每学到一点新东西，总会情不自禁地想，把“这个”运用到国企会怎样？在国外工作和回国后在外企工作期间，也总会产生这种联想和冲动。

　　我还记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企业所有制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形成的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是：国企只有产权民营化，才有可能提高效率，同国外大公司竞争。我曾是这个理论的忠诚信仰者。但在国外留学期间，我对这一理论开始产生疑问，我发现，在发达国家，私有企业，尤其是中小私有企业，倒闭率非常高，达到70%以上；在各行各业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型公司，则更像一个国营企业，甚至像一个国家。这些大公司的产权分散在成千上万的股民中间，董事会做决策，首先必须在股民中“拉选票”，谁当首席执行官，又取决于董事会。我得出结论，一个企业业绩的好坏，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而不是所有制，一个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带来卓越的理念，能够带领一个精英团队，制定英明的策略，设计优秀的管理机制，建立高效的运作系统，激励员工拼命工作，进而创造杰出的业绩。我在外企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

　　那么，为什么不把自己在国内外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一家国企呢？那个旧部的电话，勾起了我的这一冲动，或者梦想。想到这些，仿佛过去二十几年的奋斗，都是在为返回国企的一天做准备。

　　我给这位旧部回了一个电话，说我愿意进一步谈这件事，并开始着手了解白酒市场和郎酒。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郎酒的180天(序)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郎酒的180天(一)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郎酒的180天(二)a>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郎酒的180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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