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欧阳觅剑

　　南海只是一个县级市，外资不是很多，大的企业也不多，但是它的经济总量却很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私营经济，南海正在成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南海的私营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可以用原生发展来描述南海私营经济的发展。原生的意思就是按照天然的方式发展，也就是在外来影响比较弱的情况按照它自己原有的方式发展。外来的影响包括全球化的扩展，也包括政策的推动，因为政策是全国性的，可能与本地发展的天然程序相脱离。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自19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推促与本土原生的发展就是两种交错的力量，忽略哪一种都不切实际，要剥离出一个原生发展的过程是不可能的。但是具体到一个地方，这两种力量也有强弱之分，南海就是本土原生发展的力量特别强，是压倒性的力量，而外来影响相对要弱。考察它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原生发展的情况，甚至可以作为考察中国经济原生发展的典型。南海经济发展中经历的很多情境，也是中国其它地方不同程度经历过或者将要经历的，只是它们或者在时间上要晚，或者没有南海那样顺利。

　　“生意文化”：私营经济的第一推动

　　采访完李兴浩，我在采访笔记上写下了“农民的韧性”。

　　李兴浩现在是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个企业现在的资产有十几个亿，他持有90.8%的股份。和南海的大多数企业主一样，他是农民出身，当初没有什么资产。李兴浩在1982年以前主要是务农，但是也做过很多副业，鱼、菜、肉、木器等他都卖过。有时是在村里摆摊，有时是贩菜去广州卖。只要农闲，李兴浩就会想办法做点小生意。除了几亩地，李兴浩没有别的资本，但这并没有打消他做生意的念头。大的做不了，他就从小的做起。1982年他卖了一年冰棍，赚了几百块钱，那时他已快进入而立之年，可以想像他背着冰棍箱到处叫卖是什么样子。他用这些钱建了一个布碎厂。说是厂，实际只有他一个人，无非是买来废布，加工成抹布，卖到厂里去擦机器。过了几年，他用卖抹布赚的钱建了一个服装厂。“有钱就滚大”，李兴浩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办服装厂的想法也很简单，因为大的布碎可以做衣服，而做衣服的碎布又是布碎。李兴浩总在想什么生意能赚钱，有赚钱的生意，他就想“他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李兴浩总是在积极把握机会。一天他去五金店，有人来买钻子，营业员说没有了。李兴浩突发灵感，他说：“我的店里有钻子，你要多少？”其实他根本就不经销五金，但他觉得这是赚钱的机会，不肯轻易放弃。他和那个人谈好价钱，立刻骑车去广州，买到了几个钻子。这之后，他发现五金店能赚钱，就又开了一个五金店。

　　1989年时电器多了，维修店也多起来，李兴浩又投入了这个赚钱的行业。他没有技术，请了几个人，开了一个空调维修店，一年后这个维修店扩展为维修中心。

　　后来李兴浩生产空调，却是一件偶然的事激发了他。1990年，有一个台湾人回乡探亲，请同乡吃饭，李兴浩也在场。这个台湾人谈起制冷行业，认为这里是外国人的天下。李兴浩很不服气，他想“外国人可以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这使他决心要进入制冷行业做空调。到1993年，又有一个台湾人回乡探亲，在了解了李兴浩之后，他决定与李兴浩合资建厂，这就是志高空调。当时台湾人投资600万，占49%的股份。后来台湾人撤资，李兴浩就全资拥有志高空调，一直发展到今天。为了鼓励中层干部，他分出了9.2%的股份。

　　李兴浩在南海是有典型性的，这里的企业主原来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但是他们都像李兴浩一样，即使没有本钱也要做生意。正如南海市民间企业家公会会长戴庆元所言，南海商业氛围非常浓。这种商业文化，弥漫在整个南海，激励这里的人从事非农行业。正是这种商业文化使南海的私营经济迈出了第一步，那些农民即使没有本钱也要不屈不挠地做点小生意，直到今天，成长为比较大的企业，最终就形成了南海强大的私营经济。

　　这第一步迈得很早，早在60年代，南海从事副业的人就很多，戴庆元1966年高中毕业时，受此影响，找了几个同学和朋友，组建了一个施工队。戴庆元60多岁了，南海一些像他这样年龄的企业家仍然很活跃，他们的资本积累就是在60年代末期开始的。南海私营经济发展在那个时候已经起步了，甚至还能推到更早。

　　商业文化的形成与南海的地理环境有关。这里靠近广州，像李兴浩那样，骑车两个小时就能到达。自己生产些什么，都能在广州找到市场，如果家里种的菜比较多，花半天时间到广州卖了，成本不高，却改善了生活，这刺激了农民做生意的热情。很多企业在起步的时候也是这种方式，像盐步最早建立的几个私营内衣厂，就是把产品卖到广州的地摊。而南海的丰足也保证了农民有时间去从事副业。这里粮食产量也比较高，可以有一些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和花卉，所以集体也不太反对农民从事副业。南海靠近香港，六七十年代，就有人往香港那边跑，他们在香港从事非农的职业，自然会影响到留在本地的亲戚朋友。

　　文化也是一种资源。当周围的人由于文化的驱使而从事某种事业时，一个同样受此文化驱使的人要从事这项事业，可以在资讯、社会关系、物质帮助等方面获得便利。邝汇现在是亚洲铝业的主席，但当他14岁只身去香港时，身无分文。但是他的大沥老乡已经有很多人在香港从事金属行业，他很容易就在老乡的帮助下做起了回收废旧金属的小买卖，这是他发家的开始。

　　当文化表现为某种具体行业时，进入这个行业的成本就会降低，正是激发南海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现在南海形成了很多专业镇，比如大沥的铝材、南庄的陶瓷、西樵的纺织。它们在这些行业上起步很早，有的是有历史传统，在七八十年代，这些行业在这些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农民想自己做生意的时候，进入这些行业就可能赚钱，因为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原料获得和产品销售都比较容易，当企业扩大时找专业的人才也很方便。慢慢这些镇就成为了专业镇。

　　全国的需求与进口的供给：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文化的作用是造就一批寻找机会的人和降低进入的成本，但是如果没有机会，即使进入也不能获得成功，久而久之文化的激励也不能维持下去，最后就失去作用并消失。对于做生意来说，最重要的机会就是自己的产品能卖出去，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金，需求是推进企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南海经济的发展就获得了需求带来的机会。在南海私营经济刚刚起步时，就有广州市场的需求带动着个体经济的发展。而在八九十年代，南海更是将全国的需求都吸引过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以西樵的纺织为例，80年代中期，人们对穿的要求提高了，布料的需求量增加。当时衣服的布料主要是的确良，很单调，于是化纤布流行起来。西樵的纺织专业市场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来西樵购买布料。唐建中是湖南人，现在他是西樵湘隆纺织公司的大老板，他当初到西樵就是来采购布料的，“那时候化纤布是进口的，内地没有，只有这边能买到。”

　　大沥和南庄则赶上了全国基建项目增加的好机会，当时铝材和建筑陶瓷的需求非常旺盛。80年代末，大沥最早做铝材的一批人是从香港进口铝材，卖到深圳，这批人大赚了一笔，他们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很多人投入到铝材生产中。到90年代初，铝材和建筑陶瓷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大沥的铝材和南庄的陶瓷才真正遍地开花，开始发展为专业镇。南庄的陶瓷其实历史比较久，但是直到90年代初真正兴起，就是因为从90年代初开始才真正形成建筑陶瓷需求的高峰。

　　当全国都对南海有需求时，私营经济有了非常多的发展机会。南海的很多私营企业主开始是做销售的，形成了很多专业市场，比如西樵的纺织专业市场，大沥的摩托车市场等，全国各地都前来采购。开始时需求量大，做的人不多，因此利润很高，光做销售就能赚钱，就是“倒买倒卖”。后来利润低了以后，他们就转向生产，做销售时对整个行业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形成了在这个行业内的关系网络，转向生产也不困难。大沥的摩托车产业就是先有摩托车市场，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后来销售摩托车的人就开始自己生产摩托车。

　　南海很多企业的发展都是这种模式，销售带动生产。这说明南海开始时自己并没有供给的能力，至少是没有满足全国需求的供给能力。但是在旺盛的需求下，供给往往是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的。李兴浩看到有人买钻子，他自己没有供给的能力，但是他马上就能骑车到广州买来钻子，又转手卖出去。李兴浩骑车到广州两个小时，供给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如果要骑10个小时呢？那样成本非常高，只有大的资本才能做得到。

　　而南海的地理位置使它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南海离海不远，离香港近，很容易就能获得进口货物，然后转手再供给内地。进口货物在南海私营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樵的化纤布吸引了全国布料经销商，而化纤布就是进口的；大沥最早的铝材企业一般都是从香港买回铝材，做点加工再卖出去；大沥的摩托车市场越来越大，也与进口摩托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南海的私营经济在没有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就能起步，是进口的供给能力对它起到了支持的作用。当需求-供给链条建立时，资金就能形成周转，经济就获得发展的机会。南海是在私营经济还不强大时，利用全国的需求和进口的供给能量，在需求-供给链条中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这是南海私营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直至强大的动力。

　　制度规避：强大的私营经济突破政策限制

　　在很多人看来，私营经济的发展会受到政策的阻碍，那么南海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只要需求-供给链条可能建立，私营经济就获得了发展的可能，就会像雨后春笋般长起来。这种发展是国家政策都不能阻止的。原因在于，需求-供给链条的建立有多种途径，国家政策只可能限制某些途径，不可能堵死所有的途径。需求-供给链条总在寻找自己的途径，当国家做出限制，它又可能发展出新的途径。国家政策不能消灭需求-供给的存在，而只能改变它的存在方式，可能使它从公开变成地下。国家力量的增强和制度、技术的改进也只是使政策能够限制的途径增多，并不能消除所有的途径。资本(包括私营资本)总会想办法调动可能的供给方法，满足已经形成的需求以获得利润。在它规模小的时候，它总有办法逃避国家的目光；而当它规模大了，它又有力量去影响政策制订，至少能影响政策执行。国家的政策只在需求-供给链条还没有成形时起作用，一旦形成，原有的政策就会失效。政策最后总是会做出让步，政策所能起到的实质作用实际上只在于在需求-供给之间维持一种秩序。这可以说就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发展使得总有各种规避现有制度的方法被创造出来，从而迫使“制度”进行创新。政策总有限制，而私营资本也总有规避制度的办法。南海大沥的摩托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沥大福摩托车的董事长胡英强在从事了多年的摩托车销售之后，也想生产摩托车，但他没有生产目录，私营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制度的障碍。但它通过收购山东一家摩托车厂获得了生产目录和生产能力，跨过了这一障碍。在我们采访时，大福摩托车的生产手续还没有审批下来，但胡英强表示，如果顺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生产了。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策经常会落后于形势的变化，但形势最后总会迫使政策改变。南海私营经济的发展，也是突破政策限制的过程，他们往往跑在政策的前面，一般是某种经济形式已经形成，然后才获得政策的承认。私营经济在六七十年代是不被允许的，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南海却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例。原因在于南海地理位置有利，需求-供给的链条很容易建立起来，做点小生意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很难，花半天时间去广州卖点菜也实在不好管制，而且做的人多了，大家就习以为常。上面有工作队下来，大家就都避一避风头，工作队一走，就一切照旧，政策执行的力度就非常有限。所以在南海，政策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形成实质的阻碍，反而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推促当地政府形成有利它的氛围。

　　戴庆元的事例很好地说明了私营经济规避制度，突破政策限制的过程。

　　戴庆元高中毕业后想从事副业，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是集体的，要参加集体的劳动，才能参加集体的粮食分配。政策对从事副业是有限制的，但是南海自然有规避的办法，公社规定每个不参加集体劳动的人只要每天向公社交两块钱就可以参加粮食分配。这样戴庆元就组建了建筑施工队，他是队长，虽然他名义上还是集体的人，还记工分和参加分配，但他实际上是带着自己的施工队到处跑，盈亏都自己负责。戴庆元在1980年成立了自己所有的建筑队，当时建筑是不放开的，国家不允许私营进入。于是这个建筑队挂靠在南海二建名下，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只要人们有建房的需求，私营的建筑队就总有办法。戴说当时各地的二建都是戴着集体经济的帽子，实际上却是一些私营的建筑队。他在1997年将建筑队改名为五元集团，名正言顺地成为私营企业。

　　集体经济：促进私营经济的另一种力量

　　南海的私营经济虽然很早就发展起来，但南海也是有集体企业的，很多集体企业被改制成私营企业，但这也不能否定它们的历史作用。它们的作用不仅仅是像南海二建那样，为私营企业提供“红帽子”，使它们有合法的身份。实际上，集体企业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样做出了贡献，很多私营企业与集体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更是集体企业孵出的蛋，是由集体企业转化而来的。

　　兴发铝材现在是个私营企业，罗苏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在1999年之前，他一直都是集体企业的厂长。1961年，南庄公社建了一个酒厂，罗苏被任命为厂长。当时酒主要是卖给社员，还需要等量的粮票。1964年酒厂倒闭后，罗苏又成为公社一个酱油厂的厂长。这个酱油厂生产的酱油主要销往北京和东北，原料所需的黄豆则主要是从东北购进，由粮食局统一到东北购买，然后卖给当时南海的3家酱油厂。这个厂到1972年由于黄豆供应不上而关闭。

　　这中间罗苏又办了几个厂。到80年代末，铝材发展前景好，罗苏他们就向中国银行贷款500万元，成立了兴发铝厂。兴发铝厂是建立较早的铝厂，当时广东总共也才3家，另外两家在广州。90年代末南庄的镇办企业开始改制，罗苏和当时的3个副厂长买下了兴发，罗苏的股份为42%。

　　昭信集团董事长梁凤仪也是这样的人物。这个前身以“集体企业”面目出现的企业，当梁做平洲藤厂的厂长时，抓住了“三来一补”的机会，1979年与香港中介商的生意，竟然让美国《华尔街日报》都记载了！随后，梁依次复制了相当多这样性质的企业，从玩具到电子。当梁开始意识到单纯的来料加工对企业未来的隐患时，她手下是一堆性质为“集体”的企业。1996年的改制，让梁和另外10个管理者成为股东。

　　在私营经济刚起步，而需求-供给链条不容易建立时，集体企业就显示出它的作用。80年代以前，南海私营经济大多数并不具备生产能力，供给能力很弱，绝大多数只能做销售等不需要太多本钱的事业。而集体企业能够积聚起小资本，可能还能借助行政力量，这可以迅速形成生产能力。集体经济承担风险的能力也更强，罗苏开始办的几个厂都倒闭了，但是他们马上就可以建立新的厂，这是刚起步的私营经济做不到的事情。而且集体经济还能借助国家的力量形成全国范围的需求-供给网络，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罗苏的酱油厂就通过粮食局购买东北的黄豆，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销售网络是集体企业建立的，私营企业却从中受益。为集体做销售的人在这个网络中结识了很多人，有了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他们在开办自己的企业时才能获得相应的资讯和信用，私营企业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大福摩托车的胡英强在办自己的企业前是供销社经理，他在供销社经理这个职位上认识了摩托车行业的人，如果不借助集体的力量，他只是一个农民，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关系网络。

　　集体经济还为私营经济培养了人才，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是私营企业的人才库。南庄最早做陶瓷的那批人很多是石湾的国有或集体陶瓷企业培养出来的；广州铝厂为大沥的铝材生产提供了人才，坚美铝厂的总工程师原来也是那里的职员。现在集体企业在南海已经成为弱势，几乎每个人都会说出私营企业的优越性和集体企业的局限。但是，如果没有集体企业当初奠定的网络和人才基础，南海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不会这样顺利。

　　“外来企业家”：扩展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南海的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上规模就遇到了一些困难。

　　南海的私营企业主大多是农民出身，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稳重。很多企业主不愿意轻易向银行贷款。南海大多数的企业是靠自有资金扩大再生产的，赚多少钱就扩大多少。南海很少上市公司，因为企业家不愿意将财务公开，这种思想在南海的私营企业中比较典型，还有一些企业主甚至担心与别的企业进行资本合作，他们害怕自己创办的企业受到别人的干预。

　　怎样扩大规模现在是摆在南海私营企业面前的重大问题。

　　“外来的企业家”在企业规模方面影响着本地的私营企业。这里所说的“外来企业家”是指那些创业并不在南海，而是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才来南海投资的企业家，他们可能是台港澳的企业家，也有来自内地的企业家，他们可能是南海人，但是他们的成长不在南海，因此也就有不同的观念。他们带来的其实是全球化的影响，他们会通过并购和改制的示范作用促使南海的私营企业发生改变。

　　亚洲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主席邝汇就是这样的“外来企业家”。邝汇是南海人，但是他在1972年就去了香港，那年他14岁。在香港，邝汇做过回收废旧金属的小生意。到1981年，他找了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做翻译，又去美国等地收购废铝。邝汇把废铝从美国、中东、日本运来，在香港转口的时候卖掉一部分，剩下的运到广州进行加工。1991年邝汇自己建了一个厂。1995年，大陆有很多人去国外收购废铝，废铝贸易的利润降低了。邝汇就转到实业来，专心于铝材厂，不再做贸易。在一个哈佛朋友的建议下，邝汇认识到企业要再发展就需要外面的资金。1998年4月亚洲铝业在香港上市。

　　邝汇还收购了南海的两家铝厂：南华和宏佳。邝汇参股其中，持有60%的股份，但是并不派人去管理，只是在大的战略方向上作决策，并且为这两家企业制定了财务制度，每周派人前去检查。邝汇现在又在酝酿收购郑州的两家铝材的上游企业。他还透露，他有心参股佛山的一家几十个亿的上市公司，正在商谈之中。2001年5月，邝汇又争取到美国鹰都铝业—全世界第三大的铝业公司参股亚洲铝业的5个公司，投入5亿港币，占有26%的股份。与本土企业主相比，邝汇热衷于资本运作，并为已经到来的全球化冲击做准备。他富有远见又善于行动，这正是南海所缺乏的。与此相似，新中源有限公司也是由“外来企业家”建立的，老板是澳门人，祖籍南海。这个企业不像众多南海的私企，他聘请了一个总经理，并且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老板并不直接参与管理，只是通过监察部监督企业的运作。

　　在南海私企改制也是“长大”的动力。1993年初到南海创业的华星电子老总柴国生以其两次产权改革，凸现了一个民营科技企业长大的路径。柴197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光源专业，而后在云南一个国有企业成为总工程师，因忍受不了国企的现状而离开。他到南海与一个本地人合作，做节能灯。1997年柴进行了第一次产权改革，原始创始人退出15%的股份奖励给7个骨干。改制使企业发展获得极大动力，1998年一举奠定中国最大的节能灯公司地位。之后，他与另一大股东产生严重的分歧：怎么看待人的价值？

　　接着就有了一次流血式的第二次产权改革，结果是最大股东的股权变成债权，以固定资产两倍的资金来完成补偿，退出华星公司。当时冲突巨大，企业面临分裂，甚至倒闭。这一关过不去，华星就不存在了。但这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它将华星锁定在这样一个清晰的未来：一个10亿元以上规模科技企业的前景；电光源—南海未来一个可能的支柱产业。

　　在这些“外来企业家”的示范和兼并的作用下，南海私营企业的整体观念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在经历了原生性的发展之后，南海私营经济要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扩展发展的空间。

　　粤港澳新闻尽在广东新闻中心【广东睇真D】【情满珠江】改版有奖调查 短讯问答大赛

   短信圣诞站送大奖：数码相机、CD/VCD…好机会别错过！
      送祝福的话，给思念的人--新浪短信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