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中国入世，国人多一大喜，谈判与事者则多神态平静，是饱经沧桑后的那份平静。由此上溯22年，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对外宾说：“中国60年代初期同世界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22年后，中国与WTO互相锁定，相信我们再也不会“自己孤立自己”了。

　　也是那一天，邓小平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年之后，1992年2月，他在南方考察时又谈到这一点—“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那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就要召开了，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已经几易其稿，可是关于市场和计划的问题，说法依然不一，“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体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各不相同。到了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0月12日，十四大开幕，“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的选择。

　　西方人，甚至我们的后代，大概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常识的概念，在中国却要经历漫长的“植入过程”。那一定是因为有太多的羁绊和“自己折腾自己”的阻挠，但他们从中也一定会看到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向前探索的身影。正是不断否定自己的勇气，促使这个民族不断超越自己。

　　改革是一场革命，也是一种使命。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像给公务员涨工资那样皆大欢喜。改革常常是一种痛，要闯关，闯过地雷阵，痛是必然的，无非是短痛长痛之别。想回避痛和矛盾，结果必然是将更大的痛和矛盾留给未来，留给未来更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改革，先易后难是需要的，但知难而进、迎难而上、越难越坚，有时更加必要。

　　“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指出，现在在工作作风方面，“群众反映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形式主义，二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文山会海，沽名钓誉，只说空话报喜不报忧。而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官本位”意识，“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要保证拥有6300万党员的共产党和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长治久安，江泽民说“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比如治理腐败，“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

　　这些都是切中要害的论断，也都延续着邓小平的思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说官僚主义现象“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邓小平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他痛切感到，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最著名的论述莫过于1986年的那段话，“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他的心目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等等，改革的目的就是克服官僚主义，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80年，邓小平痛斥官僚主义已“无法容忍”，20年后，江泽民把官僚主义视为“一大祸害”。这20年，中国的很多改革都“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是官僚主义依然“门前不改旧山河”，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现实的喟叹？

　　1980年，邓小平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他深知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复杂，但他说了4个字：非改不可。

　　伟大的使命，艰巨的难题。对已经穿越了20多年改革开放风雨的中国来说，也许是到了用足够的勇气、智慧和理性去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为我们今天应该承受的去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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