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翁宝(发自海南博鳌 北京)

　　离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主会场那个中国最大的钢膜结构建筑不远处，中远置业集团的项目正如火如荼施工。只是，这次他们不是像去年那样为了完成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会场工程”的“政治任务”，而是自己开发的地产项目。在另外一侧，地产大亨潘石屹的“博鳌蓝色海岸”也在紧锣密鼓地施工。按照计划，明年2月，这里将出现诸多的“高尚度假住宅区”。

　　在博鳌唯一的一条短街上，现在开起了4家网吧；以前到达博鳌的唯一办法是“摩的”，现在开往博鳌的公共汽车也开始运营。而10年前，博鳌之父蒋晓松进来博鳌的方法是坐拖拉机—当时博鳌最先进的交通工具。

　　从最封闭到最国际化，博鳌的为人所知和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

　　博鳌的前身和今世

　　博鳌，海南琼海市的海边小镇。因踞守其中心位置的东屿岛酷似一只游向南海的巨鳌，颇有“博览天下，独占鳌头”之气象，博鳌因此得名。

　　博鳌为万泉、九曲、龙滚三河汇合之处，是著名的万泉河入海口所在地。三江交汇，按照传统的风水之说，乃为“聚财旺地”。

　　博鳌方圆41.8平方公里，江、河、湖、海、温泉、沙滩、岛屿、丘陵等自然景观在这里完整体现。集椰林、沙滩、奇石、温泉、田园等资源精华于一身。东部的一条狭长的沙洲“玉带滩”把河水、海水分开，一边是烟波浩淼的南海，一边是平静如镜的万泉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专家赞叹博鳌“是世界上生态环境保持最好的淡水河入海口”。

　　像众多海南的海边小镇一样，这里的宁静安祥已经延续了多年，人们世代务农，依海而生，日子平静而悠闲。唯一和博鳌相关的传奇只是万泉河的革命痕迹。即使在博鳌开始建设的10年间，当地的建设还是同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少关联。

　　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晓松认识博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蒋1989年底从日本回到海南，此前，在日本已经有一定事业基础的蒋晓松同当时许多日本商人一样对海南开发很有兴趣。但是不久“六四风波”爆发，海南的发展也一下子迷茫起来。

　　“别人都退，我偏偏就要进去。别人都做的事情我不会去做”，蒋晓松抱着固执的逆向思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并成立了“六四”之后的第一家日资企业。

　　蒋晓松在海南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个住宅小区，小区于1992年完工，完工之后怎么办？蒋面临选择。换地方，还是继续干？继续干又该怎么干？

　　在当时海南地产热如日中天，地皮热得烫人的形势下，圈地最为时髦。

　　“当时，我们也在找地，但的确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蒋晓松回忆说。恰好当时的省委书记刘剑锋书记在琼海蹲点，一个不经意的机会，在刘剑锋秘书的指点下，蒋晓松偶然地来到了博鳌。

　　“去过不少地方”的蒋晓松对博鳌瞬时产生了一种激情。这对于当时已经40岁的蒋晓松是难以想像的。“当时完全为博鳌的风景倾倒，凭着我的一种直觉和这些年当导演的视角来看，博鳌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具备了所有最有诱惑力的题材。”

　　不久，蒋晓松就把博鳌整个41.8平方公里的地全部都“圈”了下来。

　　“我走过不少海边之地，返过来看博鳌还是亚洲最有特点的地方。博鳌地形地貌的丰富性，在亚洲，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此时的博鳌就像是一块璞玉，问题在于如何雕琢，谁来雕琢。

　　十年磨一剑

　　作为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之子，蒋晓松一直强调一点：我是艺术家而非商人。“我当时要是同岛上其他人一般见识的话，就不会有博鳌的今天。”—万商竞逐时，大家都忙着要地、融资，想的都是炒作挣大钱，真想铆着劲在这儿干的并不多。

　　当1992年蒋晓松把博鳌4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口拿下的时候，海南房地产热也开始急剧降温。聪明一点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收缩战线，谨慎投资。而到紧缩银根“软着陆”的政策出台后，海南地产业则真正迎来了漫长的寒冬。即使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关于中央要拉升救市的传言最终也没有变成现实。海南的地产业就像莫斯科的寒冬一样，让人心悸而漫长。

　　关于蒋晓松最困难时候的故事有许多的版本：比如说其除了土地之外一无所有的说法，有海南最大的“地主”的说法，也有讲大话不切实际的嘲笑，特别是在转向亚洲论坛开发思路之后，即使是蒋晓松的手下人也不时有这样的疑虑：亚洲论坛是我们这些商人能够搞的吗？

　　“商业上的困难总是有的”，蒋晓松用一种淡然的语气概括了其中的经历—在博鳌坚守的时候，蒋晓松最大的放松就是在博鳌的海边独自思考。

　　蒋晓松认为自己这些年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土地随便卖掉。“博鳌就像一块很好的衣料，在没有完全设计好之前不能轻易下刀裁剪，必须先保存起来。”

　　一开始博鳌是按照一个旅游度假区的理念设计的，这在当时并不鲜见。鲜见的是，蒋晓松对博鳌进行了整整4年的规划与准备。蒋贯穿始终的想法是，把博鳌造成一个理想的“艺术品”。

　　由于博鳌地处海滨，距离琼海市中心有将近13公里的路程，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从零开始。开发面临庞大的配套工程问题。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之下，蒋晓松还是在1996年1月正式启动博鳌开发的第一期工程，先后建设和完成了高尔夫球场、起步区市政道路设施、酒店建设、温泉钻探，以及一系列办公、生活配套等设施。

　　这个时候，关于博鳌的定义还是一个单纯旅游度假区的概念。而之后概念的改变也直接改变了博鳌的发展路径。

　　亚洲论坛的由来和前景

　　“博鳌可以借鉴瑞士达沃斯论坛，搞一个博鳌亚洲论坛！”1998年，蒋晓松向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请教博鳌的开发思路。细川首相的这句点拨，让蒋晓松豁然开朗。就在这一年，细川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也谈及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他们的认同和赞赏。

　　一个念头到真正变成现实，蒋晓松用了将近4年。而1997年那一场忽然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无疑促成了这种可能。当然，蒋晓松本人同其中亚洲几个颇有影响力前政要的私人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97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和前景的重新思考。如何通过互通信息，共同应对危机成了最为现实的问题。另外，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从欧洲经济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不断发展的形势中，认识到亚洲地区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提高地区竞争力的必要性。

　　而中国经济的走势以及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态度，也为之后亚洲论坛落户博鳌做了铺垫。

　　霍克等发起人就亚洲论坛的设想写信给中国领导人，经多方征求意见，设想得到中国政府相应和强有力的支持。

　　有了中国政府的明确支持，亚洲论坛的创建就等于吃了定心丸。但这么宏伟的事业，光有姿态还是不够的，由于涉及到众多的亚洲国家以及特殊的国际关系，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并且极为微妙的事业，在一切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各方显然都还在忐忑不安之中。

　　在一个区域化和全球化同时进行的时代，由于亚洲历史政治文化本身的多样性，使得区域性的有效合作姗姗来迟。对于亚洲来说，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以何种形式对话的问题。博鳌亚洲论坛的本意是“为亚”(for Asia)“泛亚”的概念，属于民间论坛性质，不包含国家政治和国家安全层面的探讨—这显然合乎各国的需要。

　　而中国官方又应该如何从中推动又避免充当领袖之嫌，这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蒋晓松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一种整体的需求之下开始延伸。据传促使上层下定决心的是这样的解释：外国人组织财富论坛，我们的领导人都参加了，我们一直都强调支持发展中国家，推动地区合作。那么，我们自己组织的论坛我们领导人没有理由不参加吧？

　　在得到明确的支持态度之后，战略合作方也看到了合作的前景。1999年8月，蒋晓松的晓奥集团与中远置业集团、海南黄金海岸集团组建海南博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负责博鳌亚洲论坛会址“博鳌水城”41.8平方公里的规划开发建设工作。

　　此举一并解决了一直制约博鳌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蒋晓松也因此增加了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也为博鳌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多赢的平台。

　　之后，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就是紧紧围绕博鳌亚洲论坛项目的推进和实施，进行博鳌水城的总体规划、一体管理、广泛招商、分期分区开发，搭建规模性开发建设的平台。他们首先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澳大利亚DBI规划设计院和著名的“日本设计”等规划单位，以水为魂，制定出“博鳌水城”设计规划。尔后，在前8年投资开发的基础上，从2000年5月至今年2月，蒋晓松在海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开发建成五星级的博鳌金海岸温泉大酒店、海南锦江温泉大酒店、13公里输水管道、钢膜结构博鳌广场等15项工程，为今年2月底论坛筹委会的召开和论坛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博鳌的成功除了常规意义上商业项目的成功以及作为亚洲论坛政治意义上的突破之外，蒋晓松个人的微妙身份和资源整合能力无疑也给人启发。蒋对此的总结是，做一切事情的关键还是做人，无论地位高低，大家都是有追求的人，只要把各方的共同点整合起来，最大程度上有利于大家，以诚相见，将心换心，事情自然就水到渠成。

　　蒋晓松经常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博鳌亚洲论坛的出生经历。“整个过程都很辛苦，而想法不被人理解则是最大的痛苦。我无任何个人目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如果个人患得患失的话，博鳌肯定就没有今天了。”

　　天地中间的博鳌

　　一个空前的大平台已经建立。博鳌、亚洲、定期、定址—这8个大字给人的想像空间是如此巨大，让人不能不对蒋晓松可能的把握能力生出怀疑。

　　“天在上地在下，博鳌在中间，”蒋晓松诗意地说，“现在是平川千里，不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能做多好的问题。”

　　但对博鳌来说，真正的挑战还只是刚刚开始。如果说亚洲论坛为博鳌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出生的话，这块“亚洲最肥沃、最有价值的土地”能否按照蒋晓松的计划，把经济、政治、商业、文化、体育等因素融合在一起，让后天的博鳌同天生的地形那样丰富？这才是博鳌未来发展的命门所在。

　　按照规划，会议经济是博鳌发展的一条主线。亚洲论坛除了一年有一次年会外，还将组织诸多的分会，围绕不同的亚洲发展主题进行不定期的研讨。除了年会之外，如何开发分会的资源就成了现实的问题。

　　在会议经济这主线上，博鳌正考虑进行一些二线会议的开发，刚刚结束的“中国市长论坛”其中就有部分的会场设置在博鳌。今年8月召开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也给了博鳌会议经济一个现实的注释。诸如此类多样化的会议资源，是博鳌当前发展的重要选择。

　　蒋晓松说，博鳌最终要成为一个百草园，除了房地产论坛外，正在计划中的还有教育基地，影视制作基地，体育基地等项目—现在蒋晓松正在同中国足协接触，希望把中国国家队的训练基地从海梗搬出，搬到风光旖旎的博鳌，让他们真正享受“快乐足球”。

　　从纯粹经营的角度看，博鳌的发展还决定于“博鳌水城”旅游度假区的建设。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最好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如何走出旅游度假区的惯性误区，挑战不小。而作为艺术家加“地主”的蒋晓松，如何理解发展的方向，如何引来好的投资者，并在总量上控制好，也成了博鳌下一步的关键。

　　把博鳌建成达沃斯

　　作为官学商合一的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在强调民间立场和不盈利原则的同时，存在巨大的商业腾挪空间。

　　每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会议)无疑给许多人提供了现成的样板，包括蒋晓松。

　　达沃斯论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非官方的国际会议组织，除了声势浩大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外，还有400多个大小会议在达沃斯召开，论坛每年的赢利达7000万美元。全体大会与各种专题讨论会丰富多彩，涉及经济、技术、管理、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最新动态及各种观点。

　　达沃斯论坛与会者是来自全球政商学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在西方被称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

　　博鳌亚洲论坛从名称、议题范围、机构架设、会议运作上全面参照达沃斯，“按照最国际化的思路，全面和国际接轨”。

　　瞄准会议经济这个模式的不仅仅有博鳌，年初更早的“亚布力中国企业高峰论坛”也曾经热闹过一轮，盛况也一度空前。并立志成为中国的达沃斯。而亚布力本身同达沃斯之间自然环境的类似及当地政府的高度支持也在加大其砝码。显然，关于会议经济的说法，大家都还在起步的阶段。

　　博鳌论坛中方首席代表陈锦华说，自然景观好、环境保护好、配套设施好、软件服务好等4个因素支撑着达沃斯的成功。

　　达沃斯论坛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其创始人施瓦布成功地把达沃斯年会及其在全球举行的区域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小组讨论会变成了最先进的思想论坛和全球政要、企业界、学界人士研讨世界经济问题的最主要的非官方聚会和进行私人会晤、商务谈判的最重要场所。

　　另外，达沃斯的成功和权威还赖以其研究力量的强大。达沃斯论坛不仅是一个会议组织，他还拥有自己的刊物和研究力量。他所发表的《年度全球竞争报告》作为最具权威的排行体系，被全世界的政府作为自己工作业绩的衡量基准，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现在，博鳌同达沃斯的相近之处更多只是自然景观以及人口规模。

　　如何发展会议经济，会员的招募就成了一个关键的环节，会议参与者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决定了主办机构能够做多大的盘子。达沃斯论坛的核心资源在于其拥有1000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会员。这些会员基本上控制着世界经济的走势。会员的数量和质量，成了论坛本身的根基。

　　从9月1日开始，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开始公开招募200名正式会员。任何从事与论坛宗旨相关的个人、公司、组织都有资格竞争会员资格。会员以亚洲为主，其它区域会员总数不超过20%，一个国家的会员数不超过总数的20%。正式会员的入会费用是200万美元。博鳌亚洲论坛的日常维持费用就是通过会员交来的3000万美元的利息维持日常运转。

　　据透露，目前国内已经有中远、中石、宝钢、海航等企业取得博鳌亚洲论坛的会员资格，招募工作现在依然在进行之中。如何保证其本身的质量以及面上的普及，是博鳌亚洲论坛公信力的根本。

　　关于博鳌的未来，在想像其商业平台，盈利计算的同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坚硬的问题：支撑博鳌亚洲论坛最大的魅力除了公关交往之外，博鳌亚洲论坛本身的智囊作用能否发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结构设置中，有博鳌亚洲研究院的规划，如何凝聚最优秀的脑力资源为亚洲的未来献策献计，不能忽略。而真正成为亚洲政府的咨询机构，也绝非一日之功。

　　诱惑潘石屹

　　会议经济的盘子到底有多大？围绕会议经济和休闲度假的旅游开发，许多的判断都需要量化。

　　在单纯的数量上，博鳌在未来突破达沃斯每年70万游客这样的数字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开发高层次的游客，并如何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上有个提升。此时，潘石屹的“博鳌蓝色海岸”项目就格外引人注目了。

　　在海南捞到第一桶金并及时撤退的潘石屹重新杀回海南，地点是博鳌。潘声称“在海南有太多的回忆和梦想，重返海南，就是要实现多年前未圆的梦”。

　　这位从海南撤出之后沉默多年后凭借SOHO现代城再次引人注目的地产风云人物，其动向在业界颇有象征意义：一是因为其身上的海南痕迹；一则因为其宣称的为富人造房子的地产开发理论。

　　潘石屹在博鳌的项目为“博鳌蓝色海岸”，占地67万平方米，由500套别墅组成，分两期建成，一期建设110套别墅，计划在明年年会召开前完工；二期明年10月完工。

　　对于提起海南房地产就像逃避瘟疫一样的开发商来说，潘石屹此举颇有“思想解放”的味道。但倒也符合其向来的投资风格。

　　潘自有自己的计算方法：博鳌现在的地价为北京的1%，开发成本低廉，但基础设施丝毫不比北京差，并且是一个最国际化的地方；其二，在政府支持上，潘石屹在北京或许不会受到在海南这样的待遇，更何况在博鳌，这在地产开发中尤为关键；其三，在一个建筑的时代，“第二居所”开始成为现实的可能，潘自信能够为人们独家提供这种需求。

　　潘石屹的设想是，明年10月之后将会有500名“更加富裕”的人在他们休闲的时候住在博鳌，而在平时，他们可以通过委托经营的方式，让房子收益。

　　据报载，10月8日，该楼盘刚宣布接受预订时，便遭遇抢购的场面，不得不宣布“限购”。潘石屹充满信心地声称：今年春节前就可以把房子卖完。

　　潘石屹的出现无疑给博鳌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满足高层次住户或游客的需要，并使之同博鳌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同时，潘石屹在这个时候敏锐的嗅觉和及时的跟进，突出了其“商人”(潘石屹自述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商人)的特质。“生意就是要寻找其中的差距，打时间差，打地段差，低点进，高点出。”

　　在蒋晓松的眼里，潘石屹在博鳌的投资除了常规意义上的合作之外，无疑还有“战略盟友”的感觉。此外，潘石屹能否带来清新之风，无疑也会影响到随后的投资者，并直接影响到博鳌的整体开发。

　　对于蒋晓松来说，现阶段对于开发商更多的是鼓励，“不同的阶段进入就会有不同的回报，现在博鳌的商业诱惑力足以让潘石屹进去。”

　　“不久将会有一批人来做博鳌项目，等到9～10万平方米建成后，这里将会非常之热，那时人的心态就绝对不一样了，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潘石屹说。

　　起码，在博鳌亚洲论坛、博鳌水城受到关注的同时，业界也在关注着“博鳌蓝色海岸”的走势。

　　“海南是让人们激动的地方，他打破了我们惯常中的许多规则，正常的政策边界以及个体情感的空间在这个海岛上有着自己的含义。”—潘石屹能否重写游戏规则，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博鳌对海南经济的启示

　　海南，这个最大最特的经济特区在经历13年尴尬的发展历程之后，留在这个海岛上的人们都明白，特区几乎已经成为过去。而机会是否重新来到，谁都不知道。

　　对于当年怀抱梦想的创业者来说，海南的难能可贵是因为它给了众多没有机会的小人物们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可能，而海南的发展路向也因此带有很强草根创业的底色。混乱又包容的草莽市场经济模式成了海南最大的吸引力—一度，在这个海岛上发展的唯一依靠是，胆子和想像力。

　　在经历汽车事件、海南建省之后，关于海南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具体的产业偏重上，这十几年来无疑都是在“探索”：从最初的自由港概念、以房地产业为支柱、热带海洋大省、重化工基地，到高科技智能岛，到旅游生态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短短的十几年间，具体的发展定位一直都在摇摆之中。

　　而博鳌在海南这块土地上的发展显得很另类。

　　飞地博鳌对于海南会有多大的意义？现在下定义不免过早，但可以肯定一点，博鳌已成为走过海南房地产热后为数不多的遗产。

　　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无疑是海南支柱产业旅游业升级跨越的标志。而博鳌的出现也意味着海南本地在亚洲政治版图地位的急剧提升，乃至海南本地形象的改变。博鳌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讲，弥补了海南这些年来开发无果的尴尬局面。同时，也在改写着当年在海南的创业者不为外界认同的整体印象。

　　宏大的眼光、精密的策划、不妥协的信心、谋定而动的勇气……但愿海南能从博鳌10年的经验中领会到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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