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民(北京)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坐在门廊里，张大爷紧握着我的手，凝视着斑驳的土墙，半天不说一句话。经过20多年朝夕相处和人生浮沉，今天我们终于要分手了。虽说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但真到此时，面对这位4天前刚回故乡，沉浸于合家团聚的欢喜之中，可至今还不知自己已身患绝症，存活期只有两个月的88岁老人，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悲凉。

　　终于，老人打破了沉默：朱老师啊，你也老了。今后遇到坏人，恶人，绕着他们走。你斗不过他们的。他还是没有看我，就像17年前，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室送我出国时一样。只是今天，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出国讲学。对老人来讲，美国在世界的另一端，而飞机则更是一种充满险机的交通工具。为了掩饰不安，他向送我的司机说：朱老师吃不好饭哪，有客人时，只是和人说话，顾不上自己吃饭，总饿着……

　　而这次却是我送他，去到一个更为遥远的人生彼岸。张大爷看出了我此时的心情，笑了笑安慰我说：“过10年再接我回北京。”雨下得更大了。

　　一

　　1979年春节过后，一个寒冷的黄昏。我从中央美术学院开完会，回西郊寓所经过东安市场时，在东来顺楼下餐厅吃晚饭。那时，那是一个经济实惠的去处。在弥漫着热气的饭堂里，除了就餐的“各色人等”，更多是那些衣衫褴褛、来自各地的上访人员，他们守侯在饭桌四周，等客人一站起，就争先恐后地抢起剩有饭菜的盘子，倒在事先张开的塑料袋里。就餐时，我注意到门口站着一个老人。他同样地衣着不整，但脸上多了些浮肿，多了些严肃。他也四处环顾着。我想他也应该饿了，然而，当他的脚向前稍有移动时，又很快缩了回去。因为每当他发现目标，总让那些较为年轻，早已守候在旁的人捷足先登了。这使我感到一种不公平，感到有些愤怒，我认为这位老者与众不同，因为在逆境中，他仍能保持着起码的自尊，那就是：别让人讨厌自己。

　　我请他到我桌子边坐下，为他要了一斤羊肉饺子。看到上访的人坐到桌面上，那个端盘子的女服务员简直怒不可遏：“都像你这样，我们还做生意不？”我回答：“我付钱了没有？请谁吃，是我的事。”那个服务员想想也有道理，把老人端详一番，在端来饺子时，还外加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汤。也许是热气冲的，老人开始大声咳嗽，并且往旁边的地上吐痰。痰是红色的，几乎一半是血丝。我不禁一阵心酸。

　　看了他那几张皱巴巴的上访材料后，我得知他已经来京上访10年了。数不清有多少次被收容遣返，在半路跳车，又搭货车回来。真看不出这位老乡，他还直接去找过“邓办”。“邓办”的工作人员在上访材料上批了字，要当地政府负责解决。而当地政府则下定决心不解决。上访的理由很简单，他的大儿子在闲谈中说了两句“反动言论”，被同伴揭发后，在斗争会上被“革命群众”打死，又把尸体扔在井里，然后说是畏罪自杀。从此，他的家人就硬给扣上了一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而所谓的反动言论，也仅仅是“刘少奇罪过再大也有优点；毛主席再伟大也有缺点”这样一句再简单不过的、符合辩证法的话。

　　老人咳嗽到了气绝的地步。我问他，这么冷的天，晚上住哪？他告诉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站候车室里过夜。有时被警察驱赶，就在马路边商店的房沿下坐等天亮。我不忍再问下去，我知道这样的生活处境，对一位患病老人意味着什么。于是我劝他先回老家，等病好了再回来。老人不说话，眼睛看着桌子坚定地摇了摇头。看来，他留京告状的意志十分坚决。我又建议他跟我先回人民大学(尽管在人民大学三处三排，我的宿舍不大，但还勉强容得下一个要求不高的上访者)，先治病，等病好了就回山东，至于上访的事由我来替他来办。趁老人还犹豫，我就把他带上了开往动物园的103路无轨电车。这时候乘车人已经不多，我们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找到了两个面对面的座位。他对我说：“不要买我的，上访的人不买票。”快到动物园的时候，借着车外的灯光，我发现他在研究我，用怀疑的目光。

　　几个月后，人民大学校医院已经治好了他的胃炎和急性肺炎。而他的肺气肿几乎是无法治愈的，只能尽可能避免感冒，能保持现状就很不错了。天气已经暖和。在我问他什么时候给他买回去的车票时，他还是摇摇头：“我还是回北京站去吧。”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和他一起去找信访办公室，在有结果前还是住在我这里。因为，我实在不忍心他重新回到数月前的生活中去。

　　有一天，他把我带到位于陶然亭附近的中国信访局来访接待室，看来他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很多上访者都惊异地望着我们。老人一改以往的病容，穿着整齐地去找办案人员。那位同志首先问明了我的身份，之后就要求我不要管这个老头的事，因为这个人“无可理喻，一句话，难缠”。老人也不依不饶，结果又把局面闹僵了。我只能先把他劝回去，以后我自己一个人来，也许对问题的解决更有帮助。

　　我并没有很快地实现对他的承诺。因为当时我本人健康状况也不理想，医生甚至对我有过令人不安的暗示。虽然，当时人民大学并没有给我排课，可我每天一早就要乘车去城里的中央戏剧学院，在舞美系教油画课。下午回到家，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上访的事，只能等到放暑假再说了。

　　暑期快到了。在一次中央美院的校友作品展上，看到过我作品的，当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江丰院长，从美协为我申请了400元的经费，让我重回新疆再画一些写生，作为创作素材，年底为我在中国美术馆开一次个展。此后，筹备画展就成为我的头等大事。我不无歉意地对张大爷说：真的很对不起，你的事只能往后搁一搁了。虽然不知道办个人画展是怎么回事，但他从江丰同志的小车每周都要来到我的小平房，关心我创作的进展，也就知道这事不简单。说实在的，张大爷一点也不喜欢我的画，他觉得那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在街上也没有人拣。尽管如此，每当我半夜起床工作，他也一定会披上棉衣，边咳嗽，边捅开火炉给我煮挂面。

　　1981年元旦，画展总算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各方面都给予很好评价，中国美术馆也收藏了三幅油画。大概给了700元人民币，对于我这个月工资69元的助教来说这无疑是笔大数目。除去存了一部分在储蓄所，还买了一台雪花牌单门冰箱。张大爷又高兴，又想不通：就凭这几张画，就值那么多钱？买了冰箱我很后悔，启动时噪音太大，而且启动频率极高，影响睡眠。可张大爷却乐在其中，说是如果有一天没有这个声音，他会睡不着的。

　　1982年秋，缠绕张大爷10年之久的心结终于要解开了。由于当时任中组部常任副部长的李锐亲自过问，山东省委责成有关部门着手调查张大爷儿子的冤案。不久，乳山县和午极镇的部门领导找到了北京，他们首先去到新闻系党总支了解我的底细，以及我和李锐的关系。随后来到三处三排，当我开门问清他们来意时，屋子里正热气腾腾地弥漫着涮羊肉的味道。原来，今天张大爷的二儿子也突然来到，我们正在庆贺他们的父子团聚。而县、镇领导的出现，使气氛骤然紧张。二儿子看出案子已经出现了转机。事实上，他们已是多年打交道的老相识了，而这次见面，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似乎又颠倒了过来，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老人的儿子少年气盛地说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气话。而张大爷这时却一言不发，绷着脸给客人倒茶。当来客提出要接老人回老家，要开大会为他平反，公开赔礼道歉，并作适当的经济赔偿时，张大爷一概拒绝。表示现在道歉已经毫无意义。他也不要什么经济赔偿，他说他不会拿自己儿子的命来卖钱。既然你们已经承认错误，那就写个文件，盖上公章后给我保存就够了。

　　真想不到，一个只读了两年私塾的农民，居然说出这样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来，难道不让我们这些自命清高而又不甘寂寞，常常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彼此争吵不休的知识分子汗颜吗？然而，这个决定，却让就在一旁的二儿子至今仍不以为然。张大爷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老人。即使这时他能抑制自己的丧子之痛，但仍然不愿回到那令他全家蒙羞的伤心之地，更何况支书还是那个支书，他们不会轻易认输。今后日子长了，很难预料又会发生什么事。与其永无休止地冤冤相报，大家生活在仇恨的循环之中，倒不如到此为止。张大爷向在场所有的人宣布：“我不回家，我无家可归。”

　　二

　　老人不大愿意谈他的身世。但时间长了，从他平时谈话的只言片语中，仍不难缀连出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故事：张大爷小时候是留辫子的，虽时运艰难，仍上了两年私塾。谈得比较多的，是他一生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他的父亲不务正业，嗜赌成性。家中输得一贫如洗，经常连地瓜叶粥都喝不上。每逢输了钱，回家就打老婆，而奶奶不仅不加劝阻，反在一旁呐喊助威，有时还帮儿子一道打。对于母亲的早逝，张大爷感慨地说：“我12岁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啦。”后来，奶奶也死了。家中又添了个继母，继母待他不错，给他娶了个媳妇。说起娶媳妇，张大爷的脸上出现了兴奋的笑容：“我从来没有做过酒，为了办喜事，临时向别人学的。不简单哪，第一次就做成了三日清。”顾名思义，大概是三天内，就酿成了清澄的酒。对他新娶的媳妇，张大爷也挺满意：“她不骂我。”这时，张大爷已经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努力经营那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地里的庄稼长得就是比别人的好。”日子慢慢好过起来，他甚至有能力给继母带来的兄弟娶媳妇。张大爷说，在土改时，他们家的生活过得比起别人“在以上，不在以下”。为此，在划成份时被划成上中农。张大爷是个要强的人。解放战争中他参加过支前，后来他的同伴们一部分正式参军，另一部分可以回家，张大爷选择了后者：“在部队里，至少小米饭可以吃饱。可我心里，只想回去和家人分吃一口地瓜叶。”

　　张大爷爱自己的家和家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宁可自己不吃，也尽可能地让家人多吃一口。在这个问题上，他对自己的父亲颇有微词：天底下哪有爷爷抢孙子的饭吃的？

　　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大爷的上中农成份，一下子也就成了富裕中农。而他这个富裕中农，更是难平那些革命群众的阶级义愤。因为全村仅有的两个中学生都出自他家。其中一个居然还当上大队会计。为了使革命红旗不变颜色，女儿的撤职已在意料之中。接下来的噩梦则是大儿子的暴死。大女儿为了早日离开这块令人心碎的地方，草率完成了自己的婚事，跟一个从济南流浪来的“地主狗崽子”闯关东去了。家已不成其为家，面对无助的家人，老人感到歉疚，觉得自己没有当好家长。濒临精神崩溃的张大爷，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赴京上访的不归路。他说：“走的时候，就根本没想到要回来。”

　　20多年来，张大爷一直把我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早些时候，张大爷还能有时回胶东老家看看，住上几天再回到北京。80年代中，有一年过春节，他二儿子全家都到北京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晚上，和他们全家坐在一起包饺子时，我提出老人的最后归宿问题。我建议让老人叶落归根，未来他的生活及医疗费用全部由我包下来，作为小辈，我希望他们能给予感情上的温暖，尽可能地抚平老人历史遗留下的伤痛，以终其天年。我满心以为这个建议会得到响应，然而，出乎意料，他们只是低头包饺子，一言不发，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我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但我已痛心地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张大爷真的没有家了。

　　三

　　这个从胶东半岛来的农民，大概自幼就从私塾里得到这样一种认定，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论职位高低，凡是有文化的人，他几乎都冠以“上等人”的光环。到我家来作客的朋友自不必说，他也喜欢我的学生。每次有学生来找我，而我又不在家时，他也一定笑脸相迎，甚至留他们吃饭。所以到今天，有些早已走上社会，并已取得各自成就的那些学生们，还仍忘不了他那香喷喷的、肉质粉红的炸鸡腿。由于他平时接触我的学生众多，有来自各系的男男女女，老人看了喜欢，有时趁我出差，就自作主张给那些他认为足以相配的约来家里。他兼厨师和介绍人于一身，略备小酌地做起媒人来。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能认同这种婚介形式，然而学生是尊重老人的，当然也就欣然而去。一次，他私下里问一个男生首次见面的印象时，对方笑了笑：“没有感觉。”张大爷大惑不解：“什么没有感觉？人长得多好，脸上有诱(肉)。”尽管每次他都以失败告终，但老人仍乐此不疲。渐渐地在人民大学他有了更多的朋友，得到了更多的关心。在人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认识他的，都尊重地叫他张大爷，连袁宝华校长也这样称呼他。老人满足了：“我是个谁？一个农民，都管我叫张大爷。这里是什么地场(地方)？是北京，是人民大学。”

　　生活中，张大爷有他自己的行为准则。有一次，他外出回来向我要钱，原来他刚去中关村邮局给他老伴寄东西，交费时差两毛钱，邮局里的一个女同志给他垫付了。我故意逗他：“不就是两毛钱吗？跑那么多路去送，值得吗？算了。”张大爷则回答：“那不相当(胶东话“不相当”大概就是不合适的意思)，给我吧，给我两毛钱吧。”央告的神情，就像一个孩子。有一次家里打扫卫生，我提议把不要的东西送给门卫，他也认为不相当，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0年代初，有一个晚上，张大爷失踪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后，他告诉我这两个多小时是如何度过的：原来人民大学有一个800人大教室，我以前带他去看过几次电影和京剧。那天，他散步又走到了那里，看到有很多人往里去，以为里面又要演戏，也就跟了进去。坐下来后，才发觉原来是个学术讲座。他莫名其妙地在那里听了两个小时，直到报告在掌声中结束。我笑着问他讲得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懂，有些是胡说，什么儿子想和妈妈谈爱情。我埋怨他明知自己听不懂，为什么不早早出来呢？老人却回答说：“老师在讲课，学生们都在安静地记笔记，我再闹出些动静来，不相当啊。”第二天我问了别人，原来那晚是学生会活动，邀请了社科院学者来讲当时十分时髦的弗罗伊德心理分析学说。

　　1997年春，我第三次搬家。育新花园的条件，比人民大学校园宿舍区要好一些，面积也扩大了一倍，张大爷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卧室。然而临走时，面对他那放在小餐厅(实际是个过道)里的木板床，张大爷还是难舍难分：“这回离开静园，怕再也回不了人民大学了。”当那辆红色夏利开始启动，抱着小猫“妞妞”的张大爷，仍频频回过头去隔着车窗遥望4楼的那个阳台。在这里，他毕竟度过了一生中最安全、得到尊重的17年。

　　打开新居的房门，老人呆住了，他脱口而出：“天堂什么样？”

　　今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像往年一样，我和学生们一道为他做生日。刚好那天从山西来了几个客人，他们得知正好赶上张大爷的生日后，特地去订做了一个有好几层的特大蛋糕。在一片“年年有今日”的祝贺声中，张大爷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想不到我这个从小就病病歪歪的人，能活到88岁。我是个妖精。”

　　四

　　门廊外的雨慢慢小了下来，也正是我该出发赶长途汽车的时候了。临行时，张大爷告诫去车站送我的儿孙：“绕过不好走的路，别让朱老师摔着了。”又强装笑容：“朱老师你放心吧，我是妖精，不会死的。”由他的儿媳搀扶着，老人一定要送我到路口。走上大路，我加速了脚步。不敢回头，不忍回头。这是一场绝无挽回可能的、真正意义上的生离死别。到了丁字路口要转弯了。这一转弯就是回头，也再看不到张大爷了。我必须做出痛苦的决定。猛一回头，只见远处张大爷还隐隐约约地伫立着。我哭了起来，完全顾不得路人的好奇。

　　9月13日的中午，响起了不祥的电话铃声。传来噩耗，张大爷在一小时前走了。他走得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给他换衣服时，身上干干净净的，没有留下一丝污渍。就在头一天，他还坚持拄着拐杖自己上茅房，而拒绝使用放在他炕边的便盆。他儿子又安慰我说，老人死前，除了感到胸闷，并无晚期肝癌患者常见的那种剧痛。然而实际情况我是知道的。前两天，我和老人通电话(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我给他们家安了个电话)时，他安慰我说他很好，叫我放心。在我一再询问之下，他知道瞒不下去了：“朱老师啊，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骨头缝子都痛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自尊不允许自己给任何人添麻烦，即使知道自己快要死去，即使面对自己的亲人。

　　在一阵悲痛之后，我骤然感到一份近来少有的平静。两个月来，我一直不忍面对这套他曾生活过的公寓。在这里到处都留下了他生息、经营过的痕迹，耳边总是回响着他病痛的呻吟。我多么希望能分担哪怕是一部分他的痛苦，然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已经彻底地从人生的苦难和病痛中走了出来，带着他坚守一生的自尊，无憾地走向宇宙另端的未知世界，去享受他应得的那一份和平，那一份尊严。

　　张大爷走了，无怨无悔。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留下的却是沉重，是思考。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它本身的尊严。这是一笔不可替代的财富，它属于每一个人，属于那些善于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人。然而，有多少人在物质财富和权力的角逐中迷失了自己。也许他们胜利过，也许他们发出过眩目的光耀，然而他们之中大多数的人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在价值取舍上做了错误的选择。因为所有这些金钱、权力和胜利，最终又不得不被自然的规律所强行剥夺，在生死交替的那一瞬间，他会发现自己一贫如洗，尽管拥有朱门豪宅，他仍会痛切地看到自己已无家可归。因为他已失去了生命的最终归宿：那与生俱来的人的尊严。这时再要找回它，是否已为时太晚？是悔？是恨？从来没人来得及回答。

　　写到这里，我不禁面对墙上微笑着的老人的照片，默默地说：“张大爷，你是值得羡慕的。尽管你是一个平凡的人，可你从来没有迷失自己，你回家了，你是一个有家的人。”

　　2001年11月4日

　　于北京海淀区西三旗育新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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