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赵义

　　1994年，一场风暴席卷了整个南海。随着南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纸令下，市、镇区两级工作组浩浩荡荡奔赴1574个管理区和自然村。已经10年没有开会习惯的村民一下子经历了几个月的会议风暴。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丈量土地、清产核资、推平入社、量股到人。

　　当地农民把这场风暴叫做“第三次土地革命”。

　　南海人将革命要旨精炼地概括为“三区一制”。“三区”就是将土地划为农业保护区、工业区和商住区，统一规划，提高集约效益；“一制”就是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土地入股，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物权化；农民变股民，凭股权证定期分红。

　　风暴来临的时候，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最重要的3个文件之一—11号文件刚刚发布几个月。文件的核心意思是：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承包期再延长30年。对南海的做法，顿时疑声四起。此时，南海人“附会”政策的能力再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样搞，农民的实物承包变成股权，这也是长期稳定，甚至更稳定！

　　幸运的是，南海正是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南海的做法获得了一个珍贵的表态：可以搞，但不宣传，不推广。这一点对南海来说就足够了。

　　1994年1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视察南海，下了如此之论断：“小平同志最近讲农业要实现第二次飞跃，原先不知怎样理解，现在看来就是这回事。”当地干部称为“三杜”的杜润生(原中央农研室主任)、杜鹰(时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主任)、杜瑞芝(原广东省顾委副主任)三位先生也赶来南海为“这回事”加油助威。

　　1995年3月，尘埃终于落定，1574个股份合作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

　　此后的数年间，中国许多地方还在热衷于搞“两田制”变相收回农民的承包地，通过多留机动地减少承包到户的土地，不断提高承包费用加重农民负担，干部乐此不疲地从调整土地中牟利。南海却呈现出另外一片景象：连片的厂房起来了，农民大规模地转移到二、三产业。南海农村的发展走入一个不同的轨道。

　　2001年6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首次被提交会议审议。草案起草领导小组成员陈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真正要给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当然要明确土地承包权是物权，扩大农户对土地的支配和处理权。法律的内涵应该更往物权方向靠。”

　　8年之后，南海的做法终于与主流的意向合流了。光线一下子明亮起来。“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设问：中国大地上，还有什么东西比8亿多人的命运更重要的呢？在此，记者选择了南海市最早的3个试点之一—平洲区夏北村(原为夏北管理处)洲表股份经济合作社做一深入分析。

　　“平洲解放以来最大的群众事件”

　　洲表，地处南海市平洲区西北，距南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桂城区不过2.5公里。洲表原有6个生产队，属典型的“多队一社”。各队之间极不平衡，大者如西里，农业人口和土地面积均占洲表的1/3以上，小者如文林，两者的比例均在1/10以下。

　　洲表人对“经济社”一词并不陌生。1986年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洲表就成立了经济社。1989年9月，洲表村挂牌，实行村社合一。那时的经济社，名为经济社，实际上没有“经济”，被人们讥诮为“空壳社”。除了传达上级文件和会议精神无事可干。

　　1992年，邓公南巡，新一轮的齐抓共上开始了。6月，洲表新一届村委会诞生，雄心勃勃的新班子开始往空壳里加料。那时候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叫“理顺”。对各个生产队而言，“理顺”的感受倒很简单：权力被上缴。经济社(即村委会)终于有得忙活：调整土地、发包土地。

　　事情很快又有新变化。1992年10月，南海撤县设市，洲表被列入市区规划范围。其代价就是有500余亩耕地列入市政府征用范围。征用补偿费是南海最高的，一亩2.8万元。商品意识极浓的洲表人从中得到了一个信号：土地要升值了。一时间，洲表的人地关系也高度紧张起来。算上1989年以来县、管理处两级征用的土地，洲表1307亩的耕地几年之内就消失了820亩。对一个农业人口有1701人的大村来说，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不到3分。一直以农作为生的老社员开始忧心忡忡。49岁的老社员黎俭洛跑到村委会诉苦：今后无田耕社员怎么活？

　　此时的新班子还沉浸在行使权力的快意之中。敏感的洲表人发现，他们的村干部经常出没于茶楼酒肆之间。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开始泛滥。更有一条风闻在村民之间传得沸沸扬扬：村里把集体的钱30万借给外村的私人。

　　矛盾在征地款的分配上集中爆发了。按照规定，每亩土地的征地款6000元分配给村民个人，剩余的1.4万留给经济社用于发展。洲表的“大户”西里被划入征地范围的土地最多，如果按照土地来分配，村民平均可以分到2500元以上。“新政”不久的村委会显然是打算来一场“劫富济贫”，决定按洲表人口数平均分配。西里的村民平均到手的征地款锐减到350元。更甚者，在村里还有责任田的外嫁女在村委会干部眼中已是“泼出去的水”，一分钱的征地款也没有得到。外嫁女闹到了村委会，近百名村民闻风而至，老账新账一起算。一个村委会干部难抑怒火，拍案而起：有意见就去上边告啦！

　　1993年2月3日，一场大的风波终于酿成。西里99户、116个户主联名向平洲区委、夏北管理处党支部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拆社，西里独立。这场风波当时被称为“平洲解放以来最大的群众事件”。

　　一个全新的方案

　　此时，洲表试点的关键人物之一何城佳刚刚脱身于从事了16年之久的档案工作，调任平洲区负责农村经济工作的经管办主任。这位当年洲表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组的组长回忆说：“我的脚还没有踏进办公室，就坐到了火山口上。”巧合的是，何城佳正是洲表走出去的有责任感的干部。他已经参观过深圳宝安、广洲天河等地的股份合作制样板，也接到了要在平洲区择一地进行试点的任务。他决心把试点放在自己的家乡。

　　“理顺”理出这样一场风波，平洲区也是始料不及。全区67个经济社中，像洲表“多队一社”这种情况的就有34个。其中只有七八个“顺”了一些，更多的则陷入此起彼伏的矛盾冲突之中。有的甚至出现了群众自选代表主持村日常工作，村委会瘫痪，村长到处躲藏的局面。

　　答应西里“拆社”的要求，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一发不可收拾。但以洲表经济较为落后、矛盾复杂的现状，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组是否会“易入难出”？何城佳陈述的理由足以让平洲区下定决心：基础好的地方搞成了，说服力不强，如果洲表这样的地方都能搞成，其它地方你不用宣传，都会看到的。1993年4月6日，以何城佳为组长的洲表股份制试点工作组正式进点。

　　经过难熬和讨价还价的3个月，一套全新的入社分股方案终于出笼。根据方案，洲表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总股份由土地股和基础股两部分构成，股东同时拥有这两种股份。土地股的设立，由各生产队的土地按1.4万元/亩计价折股。土地股分两步计算到人，先是计算出各生产队占经济社土地面积的比率并固定下来，然后按每年12月31日为期的在册人口，分配给不满16周岁的一股，16周岁以上的两股。基础股的设立，以经济基础很弱的南约生产队为参照，按人均16周岁以上1010元、16周岁以下505元计算推平入社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数额，超出部分返还给各生产队。基础股按照全社农民年龄分5个等级，不满16周岁的一股，16周岁至25周岁的为两股，26至35周岁的为三股，36至45周岁的为四股，46周岁以上为五股，每年以12月31日为期，按人口、年龄变动调整，作为下年度领取股红的依据。股东的股份不能退股、转让、买卖、抵押和继承。

　　土地和人口最多的西里在这个方案中得到很大的补偿。基础股的设立是为了体现经济社集体经济的共有制的性质。以低水平的生产队为参照计算入社金额，使分红至少可以解决最差生产队社员之生计；按年龄划档，则照顾到了多年来对集体经济做出贡献的老社员，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这是一个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方案。这个方案将洲表的局势彻底稳定下来，并且彻底改变了洲表的未来。

　　1993年7月16日，洲表股份经济合作社正式成立。原村委会干部中只有1人入选董事会。有意思的是，3个董事长(一正二副)何国桥、何永森、黎耀伟都是老同学。何国桥1980年退伍，一直是个体老板。何永森1974年22岁的时候就是一名能干的生产队队长，后来也是个体老板。而黎耀伟正是颇有正义感、西里“闹事”的骨干之一。

　　从此，风波后脱颖而出的董事们开始为了村民的分红而奔波，村民则开始“洗脚上田”。

　　工业化的农村

　　股份经济社的成立，使得农民从此不再与零零碎碎的小块土地捆绑在一起。只要看好自己的股权证和保护好自己举手通过的章程，剩下的事情就看董事会的了。董事会上任伊始即对原村委会与私人联营办起的电热设备厂、碳素厂清理整顿，他们惊讶地发现，除了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的产品，60万的投资只剩下不足9万元的家底。深知个中意味的何国桥告诉笔者：“集体办企业根本不行，总是亏。”他确定了洲表一以贯之的发展思路：集体办物业，私人办企业。经济社出资兴办厂房、铺位，然后出租给前来投资的企业家和个人，经济社收取租金。此时的洲表可谓天时占尽。由于列入南海市城区范围，平洲区投资的热潮刚刚开始。用当时的区委书记范润金的话说：“平洲列入南海市区，这块宝地更加吃香。”

　　不过，启动资金从哪里来？这一点上洲表可谓占尽地利。一个来源是征地款。按照1995年最终确定的征地范围，南海市国土局征地和夏北管理处调用土地共554多亩，每亩征地款到经济社手中的是2万元。截止到1999年，征地款陆续到齐，共计1109多万元。一个来源是1994年洲表做的一笔大买卖：兴建中心村，出让宅基地，共开发30余亩。这笔买卖使洲表收入650万。这陆续到齐的1700余万元成了洲表发家的本钱。

　　时至今日，当浏览洲表股份经济社历年收益分配呈批表的时候，有一点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洲表的经济已经完全工业化了。在经济社承包收入当中，工业收入90%左右，农业收入10%左右。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经济社的角色变成了一个收租者。作为一个有政权色彩的组织，经济社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公共产品的供应者。

　　农民所承担的义务(国家任务、义务工等等)以及老人保障、医疗保障等公益事业均由经济社一体承担，每年从经济社的纯收入中扣除。农民所要做的就是每年在1月20日左右到经济社领取分红。中国大地上许多地方至今仍在上演的到农民家里催粮要款的一幕在洲表消失了。90%以上的劳动力转移到了二、三产业。他们的身份虽然还是农民，但他们已经很少能够一嗅田野的芬芳了。

　　1998年，洲表的发展到达了顶峰：经济社总收入从1994年160多万元增长到411.2万元，纯收入达到327.4万元。人均分红1243.31元。

　　勉为其难的分红

　　1999年是现任董事长何永森主事的第一年。那是令人沮丧的一年。与1998年相比，经济社总收入、纯收入、分红都大大减少。

　　其实，洲表股份经济社自成立那天开始，就有一个问题成为萦绕不去的符咒：公积金太少。每年的纯收入一直都是按照65%用于分红、10%归于公积、25%用于公益支出以及上缴农业发展基金来分配。1999年以前，每年都有征地款等启动资金到位，问题还没有显示出来。令人尴尬的是，1999年正是洲表经济社启动资金已经耗尽之时。

　　南海市显然注意到了类似的问题。1999年，南海市农业局一纸令下，规定今后“股份分红比例不得超出税后收益总额的60%”。洲表董事会要保证以后的分红不至于减得太少，就必须进一步增加纯收入。

　　这一年，何永森开始计划开发洲表的45.3亩耕地，建造工业厂房。但此时申请变更土地用途已经十分困难。当时变更土地用途3亩以上就必须经过省级部门的批准。

　　经过一年半的反复努力，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但征地45.3亩，为此洲表一次性交纳了157多万元。这笔费用几乎相当于洲表一年的分红金额。公积金几乎是空账的洲表只有借债一途。洲表股份经济社不得不向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130万。谈起变更土地用途费用，何永森就有一肚子苦水：“洲表是农村，但又在城区规划范围之内，变更土地用途费用标准完全按照城区来算。费用每年都涨，从1994年每亩8000多元涨到2000年的3.4万。”根据何提供的历年变更土地缴费通知单，到2000年，洲表土地变更费用再加上罚金，总共接近400万元。这相当于砍去了洲表股份经济合作社8年期间任何一年的总收入。

　　让这位当家人头痛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2000年洲表合作医疗费用加上只增无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它公益事业以及上缴的农业发展基金，已经接近100万元。此时，一个也许将最终决定洲表命运的变量也开始显示出它的致命之处：参与分红的人数和分红的股数飙升。2000年洲表每股平均分红、人均分红都跌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低点。

　　2001年的形势更加严峻。已经七八年的厂房需要整修；偿还贷款需要60万元。年底到期的租金还有30万元厂家拖着不交，而明年1月20日就是股东分红的日子。

　　一份来自平洲区地税分局的通知单如晴天霹雳彻底摧垮了何永森的信心。10月26日平洲区地税分局给洲表股份经济合作社下达了缴纳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租用)的通知单：一年之内应征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共计32万元有余。这足以砍去洲表一年工业收入的10%以上。这份通知单中的“应”字成了可能随时会被引爆的定时炸弹。

　　2001年5月开始，当地农村信用社也不再接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抵押。伤口上被重重地撒了一把盐。

　　何无奈地说：“今后怎么发展，我毫无头绪。”这位已经为洲表苦苦奋斗了8个年头、明年任期就要结束的董事长，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满身疲惫、黯然离去的结局。

　　命运系于谁手？

　　2000年洲表参与分红人数增长这么大，主要是婚嫁、新生儿造成的。股数的增加，一个是配给新迁入的村民和新生儿的土地股，一个是新迁入的村民和新生儿的基础股以及洲表村民年龄到达一定档次增股引起的。1999年平洲区开始股权流动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将股权分为资源股(即土地股)和物业股(即基础股)。资源股无偿配给，不能退股、转让等。物业股以1999年12月15日为最后期限停止无偿配股，开始实行有偿购买。不仅新迁入者需要出资购买物业股，而且本经济社的新生儿、社员年龄到达一定档次需要增股都需要出资购买物业股。物业股可以退股、转让、买卖等。前者是确保农民从土地中长期受益，以适应党中央提出的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后者是企图将经济社的分红由福利型变成投资型。

　　所谓“投资”带来的更多的是村民心理上的一种感受。所谓的“股权流动”除了传统的“入市”方式(读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干部提干、退伍在外地当了干部等)之外，主要也是围绕婚丧嫁娶展开。但退购资金之间的脆弱平衡也使“投资”对洲表股份经济合作社来说根本没有资金上的含义。除了婚丧嫁娶和传统的“入市”方式之外，没有人愿意自动退股以缓解分红的压力。对村民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一边在外打工，一边在家乡分红。没有哪个成年人会傻到退掉手中的3股物业股，手持不到1万元的现金到城市里闯荡世界。面对茫茫的城市，他们手中的资本实在可怜。

　　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资本。但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模糊(农民自以为是自己的，但只有经营权；法律规定是集体的，但各级政府会时不时以很低的补偿征了过去)，农民手中的土地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智慧的洲表人通过将农村土地入股，发展工业，提升了土地价值。但随着洲表土地开发完毕，日益庞大的分股人数和分股股数显示出了它的杀伤力。利用自己试点的空间，通过制度创新，洲表避免了折腾得好多地方不得安生的农民负担、干部以“条”牟利的弊病，但腾挪闪躲之际，最终还是绕不开城市化这个“朴素真理”。然而，这已经不是洲表和南海的问题了，它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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