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格家族财产管理者、美国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录：真知即是意义

文 | 李录

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思考问题。很不巧，我整个童年都处在文革时代。那时候，言论管制比较厉害，能接触到的书不多，主要是领袖语录和宣传资料。所以到了初中，接触到物理学和几何学，对我而言就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物理学和数学（几何学）可以用简明的公式和数学语言将纷繁复杂的自然物质世界解释得清晰了然，还能被反复证实、证否，而且有极强的预测能力。这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欣喜，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后来高考报考志愿时，我除了物理系其他一概不作考虑。

可是当我接触到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即熵增定律的时候，又一下子感受到对物质世界、对宇宙的绝望和孤寂。虽然世界复杂庞大，看似无边无界，但是大总能压倒小，能量一律从高到低流动，最终一切都会归于无序和死寂。宇宙的存在有意义吗？作为宇宙中的沧海一粟，我们的人生又有意义吗？

这时候，我接触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科学哲学，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科学本身不能解释意义，受科学方法影响的科学哲学却有可能。用科学方法理解世界、理解人与社会为我的思考打开了另一扇门。这时恰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自由、开放、包容的风气让各种新思想纷纷涌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兴趣开始转向人文、历史、宗教、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等领域。但是我仍然一直认为基本的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以科学方法来看，无论是古代圣贤，还是当今的政治、宗教权威，其理论学说如果不能在实践中被不断检验、批判、修正，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学方法的这些特点和中国80年代的社会气息非常契合。透过打开的国门，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愈发感受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那时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困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100多年的问题: 西方为什么这么先进，中国又为什么这么落后，中国有可能追赶上西方吗? 怎样才能赶上？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离开中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从本科开始念书。机缘巧合，哥大要求所有本科生完成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核心课程的要求之一是所有学生无论专业，都要把奠基西方几千年文明的100多本经典著作通读一遍，包括从《荷马史诗》、希腊哲学戏剧、中古哲学，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科学革命的所有经典著作。这是一段让当时的我无比激动、也无比渴求的知识旅程。这就好像让我将整个西方文明的历程在头脑想象中亲历了一遍，对其中最基本的概念、理论，和其中可靠、可传承的知识有了一次完整的认识。哥大当时还有一门延伸核心课程，用同样的方法学习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又让我有机会把中国文化历史中重要著作的选编通读了一遍（虽然是英语翻译版）。这段在哥大的学习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至关重大。

对知识的探求一直是我的个人兴趣所在。但是我当时对如何判断哪些知识才是能够改变个人命运和社会的真知还没有特别直观的经验。 此时发生了另一件事，对我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在哥大的第二年，无意间听了巴菲特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让我看到个人可以通过对公司长期的研究，得出一些洞见和预测，从而获得财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一直以来对探求知识的个人兴趣在投资这个领域可能是有用的。在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买入了人生第一只股票，从此开启了我的投资生涯，至今已经26年。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书中确有黄金屋，知识确实有无穷的现实力量。

在投资生涯早期，我不是特别满足于间接的投资证券，而是希望能亲手创建一些公司。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早期创投，帮助十几家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我从事创投的时期，适逢互联网革命伊始。我当时投资的那些初创公司也正试图用互联网技术来改变世界。1997年，我受邀去TED 会议做演讲，但很快就被其他人的演讲所吸引。那时候的TED汇聚了当时互联网革命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从1997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参加TED年会，可以说是在第一排的座位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这一场伟大的互联网技术革命。我一路看着这场革命从最早的电子邮件和Netscape浏览器发展到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最后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彻底改变了世界。与此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国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虽然身在美国，但对中国的一切仍时时牵挂，也算是亲眼目睹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完整过程。

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知识对改变个人命运和社会的力量。比如说，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仅仅用了短短的二十几年就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通过对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实践，也即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结合，让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40年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就我的个人经历而言，我接触到价值投资后，通过持续学习积累起一些洞见，在26年间从一文不名漂泊他乡，到后来创建自己的投资公司。基金规模从最初的几百万美元发展到今天的100多亿美元，业绩达到了同期市场平均回报的3倍左右。在这个过程中，运气当然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也从另一方面再次佐证了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的力量。命运让我何其幸运，本来就个人兴趣而言，只要有机会学习知识，已经让我心满意足，可是我却误打误撞闯进了投资行业。而遵守价值投资的理念和方法，通过长期努力，形成一些商业洞见，又恰好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回报，通过这些商业活动又令我得以亲身经历过去几十年这场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史诗级的知识大爆炸，并亲眼目睹了这场大爆炸对全世界起到的塑造性作用。这些都让我对思考和知识的兴趣愈发强烈。

在我的思考兴趣中，中国和世界，尤其是中国一直处在核心的位置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非常成功，在近代却惨遭失败？又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有了如此长足的进步？中国的未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一直萦绕我的脑海。这些年来我依然认为，唯一可靠的知识就是用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那么能否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些问题，获得一些有着清晰的说服力和预测能力的新的洞见呢？

在过去10年里，我对这些问题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框架性的想法，开始慢慢形成了自己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想脉络。这一过程中有几位学者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贾雷德·戴德蒙（Jared M. Diamond ）1997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这本书解释了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为什么欧洲人在很短时间内就统治了整个美洲。这件事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这本书第一次使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解读漫长的历史轨迹，堪称这方面的经典。再比如2010年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这本书追溯并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在上万年历史中的文明进程，并试图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轨迹。还有2011年物理学家及哲学家戴维·多伊奇（David Duetsch）在《无穷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 中提出了科学知识、科学革命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宇宙的深远影响。2012年生物学家及人类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出版了《社会性征服地球》(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试图从生物和文化进化的角度来理解整个人类的文明进化。这些学者的著作虽然都以普适的宇宙观视角来研究他们所关心的命题，但是必须承认他们所关心的现实问题仍以西方为中心，中国还不是主角。但是他们都多多少少触发了我的一些灵感，让我开始慢慢构建起自己关于中国的思想框架。

当然，不能不提的还有我和芒格先生之间频繁的交流探讨。大概从2004年开始，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和芒格先生至少共进一次晚餐，至今持续了15年。我和芒格先生都对跨学科知识，尤其是科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这期间，无数次思考碰撞的火花令我受益匪浅，很多讨论都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我因为长期从事商业投资事业，积累了很多对经济活动、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理解。

大约2010年前后，本书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在我脑中初具雏形。以个人的性格而言，我更喜欢对复杂问题长期反复地思考，清晰准确地表达，但是对于把这些想法在更大的范围里传播既缺乏兴趣，也没有这方面的才华能力。在好友常劲、六六、施宏俊等一再鼓励推动下，我通过小型沙龙讨论，将这些想法在小范围内分享，又通过反复修改，整理成系统化的文章。2014年，我开始把关于现代化思考的系列文章发表在虎嗅网，并为此开了个人微博。之后得到更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热烈反响，让我非常欣慰和鼓舞。最后在施宏俊的鼓励下，集结成本书的第一部分。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从人类文明进化史的角度，把现代化理解成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三次伟大跃升，从而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理解成全人类从农业文明向科技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从这个背景出发去理解中国过去200年的历史和近40年的历史。

这个系列的文章不是学术论文，但是希望对学者和实践者都有所帮助和启发。同时对我的职业来说，这些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思考对投资也很重要。投资的核心是对未来的预测，投资某个国家的企业确实需要对这个国家本身有一个基本认知，包括对这个国家历史和未来趋势的洞察。这一点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尤其会受到考验。比如2008、2009年的时候，如果对美国的未来没有一些基本的判断，那么你很难在经济危机最黑暗的时刻在美国股市下重注，即使你投资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企业。在中国投资也是一样。当中国面临各种危机时，如果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你也很难做出投资的决定。所以本书第二部分是在使用了第一部分的理论框架之下，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包括如何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如何预测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潜力，价值投资在中国到底是否适用、如何应用，东西方之间不同的历史轨迹、文化差异又如何影响彼此的关系等等。在过去二十几年里，作为国际投资人，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在北美和亚洲，美国与中国一直是我关注的中心，这本文集中自然也包括一些我这些年里对价值投资的理解和实践。

无论是我个人的理念还是职业的要求，在思考方法上我希望能够做到谨从科学方法，客观理性，以事实、逻辑立论。无论是讨论过去、现在，还是预测未来，无论是讨论中国、美国还是世界，无论讨论内容涉及人文、科学、历史、经济、政治，我只求做到准确、全面、中立、实事求是，尽量避免情感因素、意识形态、宗教或文化信仰等对思考客观性的影响。当然人作为感情动物，完全避免偏见也是不现实的。我只是希望用科学方法和理性客观的态度，逐渐构建起一些有用的想法，在实践中可以被不断地检验、证否、充实和提高。让这些想法成为时间的朋友就是我全部的希望。

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求知思考的旅程都让我变得越来越乐观。我对乐观的定义和物理学家及哲学家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很相像。他曾经说过，所有邪恶都是因为缺乏知识（All evils are due to a lack of knowledge）。换句话说，如果有了足够的知识，人类社会就会战胜邪恶，不断向前进步。人类是进化史上最后出现的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物种。我们通过生物（DNA）和文化两种方式进化，因此人类进化的速度相对于其他生物大大加快。文化进化是因为我们具有非凡的创造力，而创造性来源于人类之间的相互模仿。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如大猩猩）不同，在相互模仿时，我们不是简单地机械复制行为，而是复制行为的意义，从而给解读、发挥、再创造留下空间。而人的大脑构造恰好让我们可以理解复杂、抽象的物理学定律，并通过科学方法让真知得以不断积累发展。这让我们能洞察大到星际，小到微生物、原子，复杂如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获得有解释力的理论和有很强预测能力的真知。通过对真知的应用，人类开启了一场以小博大、利用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创造之旅。物质的世界、人的世界都因真知而改变了发展轨迹。地球的历史尤其如此。自从生物开始出现，地球开始被生物改变。而人类出现后的几十万年间，尤其是过去1万年间，人类对地球的改变如同再造。将来人类改变整个星际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自年轻时开始，我一直在求索两件事：真知与意义。后来我明白这两者其实是统一的。真知即是意义！人生的意义就是获得真知，并以此让个人、社会、世界变得更加富足、公平、进步、美好。所谓真知，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世界上也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真理。但是真知一定要有足够的正确性使其能够有用（enough truth to be useful），而且可以不断被证实、证否，不断被修正，不断进步、完善。一个成功的社会必然会有一种宽容、批判、容错的文化，让真知得以存在、发展和进步。我们看到，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当这种有解释力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并和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方式——贤能制（无论是政治贤能制还是经济贤能制）结合时，产生的力量会把人类的个人创造力和集体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我看到的意义。

人类的文明让熵减成为可能，由此宇宙不再只是熵增的、走向无序和沉寂的单向道路，人类也不再只是蜗居于茫茫宇宙偏僻一隅的化学浮渣（霍金语）。我们创造了超越自然的文明，通过真知的无限积累让文明的无限进步成为可能。文明的力量比反文明的力量积累真知的速度更快，因而有可能永远取得先机。如果文明的火炬得以传递延续，终有一天，我们既可以探索茫茫星际宇宙，又能够窥视微观原子世界，在空旷死寂的宇宙中创造出不灭的光芒。对此我深感幸运和快乐。通过这本文集，我希望能把这种快乐与同道分享！

2019年10月

本文为著作《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作者李录自叙。

《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作者是美国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录先生。李录先生是查理·芒格家族资产的主要管理者，也是价值投资领域继格雷厄姆、巴菲特后的第三代代表人物。2020年4月23日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包含上下两篇，上篇脱胎于在投资界口耳相传的“现代化十六讲”，李录先生提出了人类社会从1.0文明到3.0文明演化的思想，讨论了现代化的诞生、本质与铁律。下篇收录了李录二十余年来的重要演讲、思考与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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