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3月7日当期封面：百年痼疾
新浪财经讯 本期《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认为，鉴于禁毒百年至今无效，人类应大胆尝试使其合法化的新想法。以下为文章概述：
各国外交官在100年前的2月26日于上海聚会，努力禁止麻醉置幻类物品(narcotic drug)贸易。一个国际性的协调各国行动组织，国际鸦片委员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就此诞生。此后，禁止其他各种改变情绪(mood-altering)药物交易法律接踵而至。UN成员国在1998年会议上承诺实现无麻醉品世界，要求在2008年前消除或极大减少鸦片、可卡因和大麻的生产。但这只是政治家们喜欢做，却根本做不到的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承诺。
各国部长们下周将齐聚维也纳，制订未来10年的国际麻醉品政策。但这只不过是老调重弹。事实上清缴此类药物的战争本身就是一场灾难。从任何角度看，这场持续百年的禁止斗争是偏执、危险和无意义的。这就是为何本刊坚信，不算最坏(least bad)的政策是让麻醉品合法化。
UN毒品与犯罪办公室(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不再谈论一个无毒品世界。这类药物市场已处于稳定期，意味着全球有近5%成年人口，2亿多人在违法使用约为与10年前同样数量的麻醉品。可卡因与鸦片产量可能与10年前相同，而大麻产量更高。
各国打击麻醉品交易行动从未间断。仅美国每年打击其供应链花费400亿美元。美国每年约150万人在麻醉品上犯禁，近50万人遭监禁，严厉麻醉品管制法让每5个黑人中就有1人入狱。发展中国家因麻醉品交易而丧生的人数惊人。墨西哥自2006年12月以来共有800多名警察和军人在缉毒中丧生，每年因此死亡总人数超过6000。禁毒远说不上减少了犯罪，反而培育出世界上空前规模的犯罪行为。据UN可能略夸大的估计，非法毒品业每年规模达3200亿美元。
缉毒战争失败导致欧洲和拉美一些国家采取新作法。他们建议将严厉打击方式转向关注公众健康的减害行为(如鼓励瘾君子使用洁净针头等措施)。这类作法侧重公众教育和治疗瘾君子。虽麻醉品合法化不能让犯罪退出舞台，但可使涉及法律和秩序的麻醉品问题转化为如何诊治瘾君子的公众健康问题。政府可对麻醉品交易进行征税和监管，利用筹集的资金(和缉毒节省下的资金)来让公众了解使用麻醉品和治疗瘾君子的风险。但无论如何应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不同类别的麻醉品应采取不同程度的税收和监管方式。
然而，许多人对合法化担忧的绝大部分原因，是基于在合法制度下会有更多人使用麻醉品的假设。此假设是错误的。在禁毒法律的严厉性和倾向于使用麻醉品之间并无相关性。生活在严格禁毒法律体制下(英美都如此)的居民更多地在用麻醉品，而不是更少。还如法律环境严厉的瑞典和宽松的挪威两国具有相同的使用麻醉品比例。
坚持应废弃禁毒法律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为宽松。尽管一些非法麻醉品对某些人十分危险，但对大多数人并不那么特别危险(烟草上瘾程度实际上远胜各类麻醉品)。大多数非法使用包括可卡因和海洛因在内的消费者只是偶尔使用一下。之所以这样做，是他们只想从这些麻醉物品中获取快乐(如从威士忌酒和万宝路烟一样)。
第二是抑制和治疗成瘾性应是制订麻醉品政策的首要任务。合法化给正确治疗成瘾性提供了机会。以公布各种麻醉品带来的健康风险的真实信息方式，并以此制订相应价格，政府会引导使用者采用危害最低的品种。
禁毒法律并未起到防止“策划药(designer drugs)”的扩散和实验室新造麻醉品的作用。合法化可能会令合法制药企业改善人们使用的各种药品。由麻醉品交易合法化获得的税收和禁毒节省下的资金，能让政府对治疗瘾君子有更大保障，这是一条让合法化更具政治诱惑力的办法。发达国家成功阻止人们吸烟为解决麻醉品问题带来了希望的基础。
本刊20年前就曾为麻醉品合法化做辩论。当人们再次审视现实时看到禁毒似乎更有害，特别是那些贫穷和弱小国家。麻醉品合法化可能不会让毒品犯罪现象完全消失，但像酒精和烟草一样，用可加以控制的税收和约束它的法律方式来管制。已失败了一个世纪的经验告诫人们，是值得尝试新办法的时候了。(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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