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父争权(2)

　　这时候，轮到盛宣怀出手了，他久窥宝座，自然不会放过这种离间时刻。他密信呈报李鸿章，诋毁唐、徐办事无能，“细审任事诸人，并不加意勤勉，反觉遇事疏忽”，他特别告状具体主事的徐润，说“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具体而言，他认为唐、徐治局有两大罪状，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体统，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后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亲戚，“始而滥芋，继而舞弊。”他所陈述之事，都是当时买办人物及民间公司的常见之事，不过从国营体制而言，就成了不可饶恕之罪。他还联合朱其昂的胞弟、当时也在招商局任职的朱粹甫，处处为难唐、徐两人，朱是官派人员，掌管关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里办公，或手握印章“屡请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怀的机会终于降临。这一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16万两巨款炒作房地产，这时丑闻东窗事发。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查处这一事件，盛宣怀奏报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所以革职处分，并令其照数抵赔。徐润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局中存有各项余款70万两，作为出资股东，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两成分红，可不可以用这笔分红抵销所欠局款。盛宣怀断然拒绝，徐润“净身出局”，他职权被夺，股权尽失，不得不变卖所有的地产，以至“家业荡然，生机尽矣”。徐润成为第一个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经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后面将悲者如云，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见尽头。

　　徐润被拔除后，第二年春夏间，唐廷枢也被调离招商局。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督办之职。上任之后，他当即宣布朝廷“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唐徐时期，官派人员很少插手具体的经营事务，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一一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今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经历产权争夺的大戏，可谓产权演变的“缩影”。

　　盛宣怀的这些行径，既跟唐、徐的民营治理观念全然不同，也跟当初李鸿章“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一个叫吴佐清的商人就曾经颇有牢骚地描述过这种所有制上的产权歧视：“若云官办，则实招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红，亦无非仰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与总办分隔云泥。”

　　对盛宣怀生平有深入研究的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维恺教授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一书中评论说，对经济变革的不充足的动力或愿望，是官督商办公司无法成功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盛宣怀的行迹可见，那些领导晚清中国工业化的人们相对缺乏企业家的精神。

　　尽管盛宣怀在生前已有“商父”之称，但他至死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企业家，如费维恺所判断的，他“本身首先想要做一个官僚”。1916年，在临终之前，他对子孙们说，此生有三个遗憾，一是没有考上进士，二是没有当过县官，三是没有出过国。此三条，顶多最后一条与商业稍稍搭上一点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