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东谢海波曹章武谈中国EMBA发展实录(4)

　　曹章武：您曾经提到华商企业的发展必须了解中国的“四情”，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看待这“四情”，现在这“四情”是不是还有升华的空间？

　　李从东：我认为对于EMBA学员来说、对于高管来说、对于企业的决策层来说，首先培养的不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应该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就是说你必须知道问题在哪里，发现问题是在整个一系列问题中最为重要和优先的事情，那么了解中国的国情实际上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在分析“四情”的过程中，你能够发现问题，也就给你分析和解决问题造就了非常良好的开端。

　　这“四情”是“政情、商情、民情、人情”。由于文化的传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和中国的政权、政治管制模式关联非常密切。无论是历史上的徽商、晋商，还是当今的中央政府以及国企、民企，没有谁不打上政经合一的烙印。国家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于产业的干预、领导人的政绩需求，这些东西形成了中国政治的一个特殊符号。

　　首先中国国情第一情就是政情。事实上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企业和政府把政情放在第一位，凡是走出去的华商都知道怎么去和政府搞好关系，怎么去充分利用政策、充分利用政府的管制模式、充分利用和政治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来发展自己的企业。所以华商必须“察政情”。

　　第二个方面就是“商情”。只有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了解市场趋势，才能了解客户的需求规律和满足度、了解竞争者的态势、了解你自己合作者的潜力、了解

　　第三个方面是“民情”。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现在党和政府又倡导以民为本、执政为民，抓住民生、抓住民意也就抓住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抓住了国情的根本。我曾经在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举蒙牛作为一个例子，比如说蒙牛老总牛根生，在给胡锦涛汇报工作的时候，一般的企业说我这个企业年营业收入是多少，给国家纳税纳了多少，我吸纳就业多少。这是通常的汇报套路。牛根生的汇报他讲解决了100万农牧民的吃饭问题，我想对于胡锦涛来说，对于党中央来说，他关心的不是国库收了多少银子，那个事情很重要，但是你要讲解决了100万人的吃饭问题，可能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这个事情比几个亿的税收更重要。这就是抓住了民生，抓住了民意。

　　第四情是“人情”。中国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它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人说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人际关系有时候比科学技术这个生产力更重要。关系在整个企业运营中有它的弊端，但是也有西方商业文明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举个例子说，我在东莞搞调研的时候，台商协会的会长跟我讲，台商彼此之间互相支援原材料、互相在资金上拆借很正常。如果现在我的企业暂时在周转上有困难，你拿个几十万、上百万走，连借条都不用打，这是人情在起作用。同样比如说浙商，我们知道浙江的地下钱庄很厉害，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地下钱庄在我们正规的金融组织没有起到作用的情况下，它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是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地下钱庄以什么为基础呢？它是以浙商彼此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以这种人际关系作为基础的信用。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做企业，“政情、商情、民情、人情”四情不通，EMBA就不要学了。

　　曹章武：媒体作为一个特殊企业处在社会当中，要比一般企业更讲“四情”。中国办媒体不讲政治是不行的，当然没有商业的头脑更不行。谢总，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工作过程中，“四情”更重要？

　　谢海波：其实这四个情的说法跟西方商业文化是不冲突的，就是提法不一样而已。我个人觉得“人情”非常有意思，它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相传承。在中国这样的商业环境中，特别是有些行业的环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规范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社会诚信普遍缺失的情况下，“人情”对企业的发展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曹章武：“人情”在中国很多方面都起作用，甚至在法官判案时都要考虑“人情”。李院长总结的四情非常好。

　　谢海波：我们经常把“人情”与“腐败”挂钩，其实他们是两码事。至于国家的相关规范、法律等等没跟上，这是另外一回事。像现在很多国外的人到中国讲课，很多人都会说到“关系”，说明他们也很认同这个东西。

　　李从东：我赞同谢总的说法，人情跟腐败是两码事。现在讲“四情”必须强调，我们针对的是当前的中国国情，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将来还是这四情。因为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人和公司、人资公司，“人和”是一个初级阶段，如果进一步发展，它一定会被“资和”取代。但是在中国当前这个阶段，“人和”是替代不了的。

　　曹章武：当初暨南大学建立EMBA这个项目的时候抱着怎样的期望？通过这五年的发展，我们当初对暨南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的期望是不是超越了原来所制定的目标？

　　李从东：我是2005年初到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的。暨南大学的商学教育，在我去之前已经有几十年的积累，应该说在师资队伍、在办学模式上，这方面的实力主要还是前期形成的。我觉得我们前期在EMBA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短板，就是目标不清晰、办学理念不清晰。2005年我们重新进行了一次大讨论，最后把定位确立在华商教育上，然后用5到10年甚至20年、30年的时间，把华商教育基地办起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培养屹立于世界企业之林的华人企业家，从现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来看，我们都正朝着这一个目标努力。

　　曹章武：中国的EMBA教育兴起之初时，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新项目的？

　　李从东：EMBA项目实际上是MBA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不认为EMBA是MBA以外的一个项目。它和MBA项目是同属于一个项目，只不过在办学层次上、在办学市场细分上和一般的MBA有所不同。我们现在办学办了五年，这五年是不是已经形成了EMBA产业，我不敢妄评；就教育谈教育，我觉得EMBA项目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阶段。很多学校生源不稳定、办学过分市场化，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与周边学科的互动少、关联薄弱。在后续的办学过程中，我们也要不断的探索EMBA的教育规律，以及适合我们的这种EMBA教育的办学模式。我觉得我们提出华商教育这样一个主题，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另外形成三三制这样一个培养EMBA的教学模式，也是走向成熟的标志。EMBA教育走向成熟我觉得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曹章武：在五年的EMBA项目发展过程中，您怎么看待它对中国企业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李从东：这个作用是很大的，只不过我们没有一个定量的数据做支持，说中国的EMBA项目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程度到底有多大。我只是感性地说一说，没有定量基础来做支撑。感性地去说的话，我们相当多的企业高层、相当多的政府高层通过EMBA项目受益。如果没有EMBA教育，他们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到大学进行非常系统的商科培训和商科教育，也没有机会进行严格的理念提升、理论总结和经验总结，也没有从热线上退到冷线上进行冷静的思考和总结的机会。那么我们办EMBA教育，让我们这些高层的决策者、管理者有机会来学习、来充电、来提高、来总结、来反省，自己来感悟经商之道、管理之道。这种学习在他们的实际管理过程中，我相信是起了非常正面的、非常积极的作用的。我记得有一位学员，现在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说我原来觉得暨南大学的EMBA学费很贵，但是我听了一节课以后立刻觉得非常值。

　　曹章武：谢总，您在《经理人》杂志社从事管理工作，您觉得EMBA的课程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谢海波：我是2003年入学的，2005年毕业的。我在就读的过程中感悟非常深，当时能够把自己遇到的一些情况跟每门课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甚至一堂课讲完之后，我能够把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很系统化的理出来、找到它的根源、然后拿出解决方案，马上能够应用到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去。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体会。

　　曹章武：接下来是跟网友的互动时间。这位网友是岳阳市的，他问谢总，我们的管理教育应该怎么样和这些世界级的商业智慧和应用案例结合起来？

　　谢海波：我就谈案例这个概念。我们杂志案例中心的案例跟教学的案例肯定是两回事。教学案例有自己严格的要求，是老师和学员通过共同分析达到心理变化的一个目的。而我们的所谓的案例其实是一种资讯，我们可能就注重两头：一个是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编辑或者说通过我们一些专业人士，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这种案例有一个读者跟文章互动的过程。但是我们同样缺少本土的案例。而且我们所发表的本土案例通过我们专业教授的撰写，就可能研发成高端管理教育的新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