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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东谢海波曹章武谈中国EMBA发展实录(2)
曹章武：通过李院长刚才非常自信的介绍，我们确实对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有了全新的认识。谢总，您攻读过商学院的EMBA学位，现在已经毕业两年了。您在财经媒体里从事多年的管理工作，而且跟商学院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您既是享受到中国高端管理教育丰硕成果的学习者，又是财经杂志的高层管理者，从您的角度讲，您觉得自己在EMBA的学业方面获得了什么？
谢海波：从基层做到管理者这个职位，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最重要的还是从商学院学到了系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这是我认为收获最大的。另外我本人就读的是英文的项目，它对我语言的提高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现在的传媒也是从国外走进来的，包括《经理人》本身，包括我们与哈佛的合作，还有现在正在洽谈的和国外合作的项目，这些对我自身也是一种挑战，商学院的学习在我毕业以后的工作当中有相当大的帮助。
曹章武：刚才我们谈到暨南大学有一个“侨”字特色，它也是立足于广东的有100年历史的名校，您觉得这样的历史积淀或者特殊的身份对于商学院管理教学来讲，从您的角度来说有什么特点或优势？
谢海波：暨南大学被称作“华侨第一学府”，作为一个外向型高校长期以来沉淀了一个“国际化”的特色。像李院长刚才提到的海外资源、国际师资、国际合作交流的渠道，我想如果运作得好的话，对它的商科教育、包括EMBA的发展和迅速提升，肯定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曹章武：我们一直想举办一个全球华商大会，我觉得暨南大学这方面的资源非常好。华人华侨既懂得中国文化，又懂得国外的文化，其中的很多人还在国外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觉得这些人给学校带来的文化理念和创业经验，是非常可贵的。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将“开启华商智慧、传承华商文化”作为EMBA项目的办学理念，请问李院长，在致力于培养华人商业领袖的过程中，你们是怎样弘扬华商文化的？你们怎样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跟华侨所带来的海外文化进行更高层次的结合？
李从东：暨南大学是以中华教育为特色的大学。中华教育中我们学校有三个主干学科——中华语言文化、中华医药文化、中华商业文化。现在我们到处都在提“华商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事实上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现在我们把握得还不是很好，对于这个概念的深度挖掘现在还很不充分。我们只是给自己立下一个这样的目标——既然国家给了你这样一个使命，社会给了你这样一个平台，而且是你最有条件来做这件事的，那么你就要认认真真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开启华商智慧，传承华商文化”，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对华商概念有了很深刻的把握。我从2002年开始办EMBA项目一直到现在，也是经历了五周年。2005年我到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的时候，总结了一下前些年办EMBA教学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我们缺乏一个清晰的长远的办学目标。所以2005年我提出来，MBA教育、EMBA教育就是要竖起“华商派”这面旗帜。我们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一个宏图大志——我们要用10年到20年的时间建成华商教育基地，培养能够屹立于世界企业之林的华人企业家。假如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长远的办学目标，后面的这些培养特色、培养优势、资源配置通通都谈不上，肯定只能随遇而安、走到哪说到哪。
说到怎样弘扬华商文化，我们大致有这样一个思路：就是着眼于本土化、民族化的国际化，注重民族文化遗产和世界共有文明的统一。我们老华商的概念里比如徽商、浙商、闽商、粤商等境内各个区域，包括港澳台和海外的华商的实践案例我们要结合起来；另外理论总结、案例解析和EMBA的游学、移动课堂也要结合起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定要把读书和行路结合起来，EMBA很重要的办学模式就是游学，体会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商业文明。在“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请进来”，我们到海外去办游学，也请海外的一些华商回来以后给我们传授一些他们的实际案例。
我们去年为国务院侨办执行了一个任务，叫做“第三届海外新生代华人企业家中国经济高级研修班”，回来的都是来自美洲、欧洲、亚洲、港澳台地区的老华商的子弟，也是我们未来新华商的接班人。这些人可能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离民族文化已经比较远了，我们把他们请回来一方面是请他们接触一下中华的商业文化、感受一下广东改革开放的气氛、了解一下国家改革开放的这些政策，另外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自己的本土学员能够和同样是黄皮肤、黑眼珠的这些人有一个在商业文明上的交流。
在华商文化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去年我们构思了一个机构，跟国务院侨办做了口头请示，跟广东省侨务办也做了沟通。由于学校的大力支持，我们有可能要成立一个暨南大学华商管理研究院，也希望明年、最迟不超过后年，您刚才提到的全球华商大会能够办起来。
曹章武：从知识的再创造方面，从海外回来的华人身上，我们有没有学到东西？
李从东：那肯定学得到。暨南大学生源相对比较广泛，你在我们学校能看到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在搞各式各样的活动。我们有很多促进文化交流的手段，比如说“请进来、走出去”，在请进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简简单单地请一个外国人，还配了一些相关的助手，这些助手既不叫翻译也不叫助理，我们叫做本土合作导师。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大家文化上的交流是能够实现的，我们鼓励不同的文化进行交融，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多元互动，和而不同”。
曹章武：您刚才讲到文化的问题，去年《经济观察报》跟上海交通大学合作举办了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我们的主题就是“跨文化的领导力”。暨南大学的生源很多是来自海外的，他们从一出生接触的就是海外的文化，现在回来接受中国的文化教育，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怎么去逾越？
李从东：我觉得文化差异的问题谈不到逾越。在交流过程中，有的障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实际上也许它并不存在这种障碍；虽然有时候确实存在障碍，但只要一交流就像冰山一样融化了，不需要我们去逾越。由于文化之间有沟壑，在交流过程中有一些不顺畅的地方，我们有一些手段去弥补，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我们的教学模式。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学模式叫“三三制”，它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就是师资队伍的三三制，我们的老师是由国际名师、海外名师和校内名师组成；第二重含义是生源的三三制，我们的学员有民营企业的高管、国营企业的高管和境外企业的高管；第三重含义是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课堂教学、小组讨论互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我们之所以搞三三制，是基于三种考虑：一个考虑我们EMBA教育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培养的是高层管理人员，是既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又能够掌握现代管理文明成果，并且还了解中国国情的这样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二个从生源特点上来考虑，我们的生源有来自民营企业的、有来自国有企业的、有来自境外的；第三个从我们暨南大学管院的办学特点考虑，我们立足广东、立足于“侨”字特色，另外我们的商科特别强、特别注重务实。有这样的实力以后，多管齐上，相信我们能够办出一个具有我们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特色的这样一个EMBA项目。
曹章武：谢总，从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角度，您怎么看待跨文化的问题？
谢海波：跨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是不可避免要遇到的。我想EMBA项目在暨南大学华侨学府，在它本身的教学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要多一些。刚才李院长讲到了，其实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障碍，很多西方人在中国生活都可以很好的融入中国的国情当中去。很多海外华侨学子回来，我相信他能够更好的学习。首先他本身对我们整个中国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特质，再有他回来学习的目的可能是要回国创业、或者说在中国谋求新的事业的发展。就像李院长所说的，我们很多障碍是想象出来的，我相信人的沟通交流能力。在一些企业系统管理过程中、在国际化的竞争中、在团队的融合方面、在企业管理的理念方面，文化的碰撞肯定会产生冲突，现在国际上也有很多专家在研究这些问题，但不能把这些问题过分放大。
曹章武：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有很多海外的企业到中国发展，但是有很多企业做得不成功。后来经研究发现，这是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不了解，纯粹推广西方那一套而造成的。暨南大学广泛结合了海外文化背景、突出中国的文化特点，我们的EMBA项目是不是更适合那些在中国投资的海外企业家？这就涉及到文化和生源的问题。我过去认为暨南大学的生源是在广东那一带的民营企业家，但是通过我们今天的沟通我觉得其实你们的生源很广泛。暨南大学的EMBA项目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核心竞争力。暨南大学是华侨最高学府，那么你们在大陆招收的学员、从海外回来的人员和港澳台地区的学员大致在生源中占多大的比例？
李从东：在招生的过程中我们注重这三种人的协调，但是不追求特定的比例。而且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在珠三角地区，我们这个概念是逐步的放大，就和我们的经济概念一样都是逐步在放大的。最初我们是立足于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后来我们放大到大珠三角——香港、澳门，再进一步放大到泛珠三角。我们去年把脚伸到了安徽，在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经济密度最大的地区，我们还在继续往外伸脚。我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信息，我们在山东的一个EMBA项目昨天已经正式签约了。暨南大学作为华人华侨最高学府，并不刻意地追求把海外的华人华侨作为主线。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跨文化的环境、跨文化的理念，很适合海外的这些企业到我们国内来创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像波兰驻广州的总领事这一年多来一直在跟我联系，希望能够通过暨南大学宣传波兰的一些经济环境、创业环境，也希望介绍一些波兰的企业家到我们这里来创业。香港特区驻广办事处也一直在和我们联系，也希望促进香港企业家和内地企业家的联合。关于跨文化的问题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有一个专门的课程，我们既有理论的工作，跨文化这样的课程在其他学校比较少；我们还有实践的支撑，和境外的机构和企业进行比较多的沟通联系。
曹章武：2002年教育部批准国内30所院校办EMBA教学时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这个项目中必须有1/3外教、50%的教师有博士学位、80%的有丰富的企业经验，您怎么看待当时学位办做的这些硬性规定？
李从东：这个硬性规定虽然有点僵硬，但是我觉得它的用意是非常清晰的，可谓用心良苦。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强调，首先EMBA教育是要让我们的EMBA学员能够领受世界管理文化最前沿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境外有些大学商学科办的比我们好，比如说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等，这些学校商学院办得确实不错。那么我们就应该洋为中用，吸收一切世界闻名的成果，让我们的EMBA学生能够站到潮头来领受现在商业管理最前沿的成果。另外EMBA也是面向实践管理的教育，我们必须要求教师要有实践背景、要有和企业合作的背景。教师的学历水平、学位水平也代表着教师教学的层次和他所受训练的科学性、严谨性。我觉得学位办的要求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是用硬性的、僵化的规定来逼着我们实现想要达到的目标。
现在看来，这些规定里面有些条条我认为仍然不落后，但是有些规定显得有些多余了。在有EMBA办学权的大学里，对于博士学位师资办学的要求都有规定，但是绝大多数大学的师资都已经博士化了。但是有些条条我觉得还是必要的，比如说对于师资实践经验的要求，毕竟EMBA教育是面向实践的，你讲太多空洞的理论或者纯学术化的逻辑推演，对于EMBA学员的需求来说不太适用。
曹章武：谢总，您从一个学生的角度、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怎么看待国家的硬性规定？您觉得它的利弊都有哪些？
谢海波：我想国家出台任何政策，用意都是非常明确的。无论在哪个行业，这些硬性规定或者出台的相对政策，肯定或多或少有一些争议，但用意肯定是符合潮流的。
尽管经过五年的发展，我们各个学校充分利用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大大的提高了我们整个师资的建设；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EMBA市场，我们师资队伍的建设还是滞后于教育市场发展的速度。高校还是应该继续加大力度，培养更多具有国际水准的师资力量来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当然相关的一些具体条文，要不要进行调整，那肯定需要在充分的调研和评估的基础上再斟酌。
曹章武：李院长，除了学位办这些硬性条文以外，在我们学院EMBA办学过程中有没有因地制宜、提出符合自己发展要求的硬性规定？
李从东：没有硬性的规定，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办学上的考虑。第一，在大政策上，一定要服从国务院学位办对EMBA项目的一些大的政策性的规定，不能违反这些政策；第二，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办学优势、办学资源，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按照自身条件提出来“开放式教育”的理念，这个开放式教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我们办学内容的开放。最初管理学院只有综合管理方向的EMBA学位，现在我们有综合管理方向、有知识产权管理方向、有新闻传媒管理方向、有医院管理方向、有金融管理和金融工程方向等等。这个办学内容开放也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怎么样最大可能地调动你周边的资源优势，怎么把这些资源都调动起来。其实各个学校的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在学校里，都是独占鳌头、是一支最鲜艳最美丽的花。那么这支最鲜艳、最美丽的花，在学校里由于面向市场，她会引来其他学科的侧目；同时由于她给学校带来巨大的收益，也有可能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出于构建和谐校园的需要，你需要尽可能调动其他学科的积极性。比如说我们的知识产权管理方向的EMBA学位，就是和暨南大学法学院、和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合作推出的；新闻传媒管理方向EMBA项目是我们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的；医院管理方向的EMBA项目是和医学院和八个附属医院合作进行的；金融管理和金融工程方向EMBA学位是和金融研究所和金融工程研究所合作推出的。这样一方面我们弥补了自身在其他相关产业的知识资源、师资资源上的不足，另外一方面也是调动校内的其他资源、大家共同来办学。我在学校一直强调一句话，“EMBA不是管理学院的EMBA，而是暨南大学的EMBA，我们要倾全校之力来办好她”。听了这句话，领导感觉有压力，其他学院也感到有压力。这一条国务院学位办没做规定、也不可能做规定，那就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特色来达到这个目标。
第二个方面是办学区域开放。境内我们以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主，但是现在已开放到安徽、四川、新疆等地区，我们可以说是正在“攻城略地”；在海外我们有韩国首尔的一个班、新加坡的一个班。以“侨”字作为办学特色，我们拥有一些特殊的资源，比如说在面对境外招生的时候，即使是走学历教育我们也有一定的优势。
第三方面是办学资源开放。无论是国内外的还是校内外的，我们有的是课程、有的是讲座。
第四方面，我们在办学路径上也是开放的。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面向企业、社会，面向全世界。我想在办学上，只要思想是开放的，不违背国家制定的大政策，办学就是灵活的，就是有活力的、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