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喆：一个佩戴共产党员胸牌的老板(3)

　　1999年8月5日，包头矿机厂正式重组为包头市冶金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组以后，公司原有的2000多名职工，除了一次性买断的900多人外，还有一部分享受破产企业的优惠政策办理了退休手续，公司最后留下了501人。企业的剩余资产核定为650万，国家占10万元股份，其余的分配到在册职工名下持有。公司依法召开股东大会，成立董事会、监事会，一切都按照股份公司的模式开始运行。

　　但以后公司的实际运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按新公司的股权架构，职工集体持股占总股本的98%，国有股只占2%；但职工股分散到500多人身上，国有股还是大头。所以，国资公司有权任命总经理，破产时的厂长，变成了新公司的总经理；上面又派了一个董事长。按照两权分离原则，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个是决策层一个是执行层。而新来的董事长本身又兼着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一个领导职务，大部分时间在上边，日常工作都是总经理负责，董事长小权大权都没有。这种管理结构造成总经理和董事长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如此运作了三年，班子内部摩擦不断，三年时间换了三个董事长。

　　“这不是人的问题，”李喆说。“企业变成公司，有其名无其实，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没有实质性变化。股权和管理者的利益没有连在一起，责任与权力不匹配，内耗和权利的争夺就不可避免。更主要的还是体制。”

　　到2002年的时候，企业再次陷入困境。“职工们的社保钱都没能力交了，破产前挂账的一块医药费，历史陈帐，因为几年来企业没有发展，根本就没这个钱。职工打红闹黑，又开始告状上访。总经理只能躲躲闪闪，日子太难了……”李喆说。

　　这一年的9月份，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矿机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由董事会董事、分管企业管理工作的副总经理李喆担任公司总经理。那一年，李喆34岁。

　　上任后，李喆必须面对企业转制后遗留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生产经营秩序混乱、市场无人拓展、债务纠纷愈演愈烈、职工的社保金交不上、工资发不出、医药费越积越多。公司的干部和职工都用质疑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你能行吗？”

　　李喆首先抓内部整顿。由于当时厂里没有任务，工人们上班看电视，酗酒、赌博、盗窃成风。“我只能破釜成舟，从严格内部管理入手。精神面貌不变，其他的更加无从谈起。”“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强调党团员要带头克服困难，党员必须挂牌上班。”

　　经营方面的困难更为严峻。当时，包头市本地就有三家企业与他们竞争。而这三家都是民营企业，老板又都是从矿机厂出去的几位高层管理人员：一个是原来的厂长，另一个是经营副厂长，还有一个是总工程师。2002年末，李喆在湖南湘潭钢铁公司的一次招标会上失败，夺标者正是原来的厂长。这给他很大的刺激。“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在原来的客户眼中，老矿机厂已经死掉了，新矿机是个烂摊子，没人敢给你下订单。”李喆现在说起来情绪还是耐不住激动。“人家怕我们吃掉货款，怕我们保证不了交货期。再加上竞争对手的恶意诋毁，我们连一点信誉都没有了。”

　　2003年李喆再次率队赴江苏南通的一家企业参加招标会。这一次，他大有一番破釜沉舟的壮志情怀；一行三人全部身着工装，一律佩戴了共产党员胸牌。招标现场引起轰动。这家企业的前身也是典型的国有老企业，规模很大。招标至第二轮谈判，对方老总亲自参加。他问李喆为什么要挂党员的标牌，李喆动情地说：“我们是老牌国营企业，破产重组能够走到今天，一靠职工的合力，二是靠党组织的凝聚力。我们把党员的身份亮出来，是想显现一个信誉。作为共产党员讲话应该实事求是，如果我中标了，我在质量上要做到各个厂家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