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喆：一个佩戴共产党员胸牌的老板(2)

　　李喆也算看到过矿机厂的辉煌。

　　他1982年参加工作，最初在当地一家绝缘材料厂做学徒。1985年调到这家企业。他说，“主要是因为当时矿机厂的效益比较好，工资福利都有保障，——否则我就不来这家企业了。”

　　进厂后他从工人做起，维修钳工，到办公室当文书，生产科调度员，供应科当采购员，计划员，副科长，科长，办公室主任，厂长助理。与他的长辈们不同的是，他经历了企业由盛而衰的全过程。

　　“1990年开始，企业就越来越不行了。到1993年，国家紧缩银根，我们企业人比较多，2000多人，负重前行，跌跌撞撞，只能保证一点基本工资，税收这块也实现不了，开始年年亏损。”

　　为扭转困难局面，1994年后主管部门开始调整矿机厂的领导班子。领导像走马灯式地换来换去，企业的情况则每况愈下。“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整个一年几乎停产。”李喆说，“那会儿，真可以讲是民不聊生，办公室不像办公室，车间不像车间。看着心疼。”

　　“1997年10月6日，当时的市委书记来厂里调研，到企业一看，—— 这么大的企业，居然搞成这样；10月8日就把当时的厂长给免职了。”

　　经过三年多领导班子的频繁调整，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企业元气大伤，实力各个方面没什么优势了，另一方面，市场有了竞争，企业手里连一点业务都拿不到。”所以新厂长上来后，几乎只能是维持。

　　到1998年，职工的工资保证不了，生活没有着落，职工开始集体上访，内部的不安定因素转向了社会。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这一年，正赶上国家经贸委拿出一定的资金处理国有老企业的呆死账，矿机厂被列为包头市的重点。按照当时的文件精神，矿机厂符合国家优化资本结构破产的相关规定，于是，国家核销了厂子的银行债务和欠税，还有其它的一些费用。1998年6月11日，矿机厂正式进入破产序列，宣告破产。

　　“我那会儿是厂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算中层干部，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企业完了。”李喆无奈地说。

　　老国企蜕变之痛：三年三个董事长

　　李喆动情地说：“我们把党员的身份亮出来，是想显现一个信誉。作为共产党员讲话应该是实事求是；如果我中标了，我在质量上要做到各个厂家的第一。”

　　包头的城区连绵几十公里。东河区为旧城，在城市的东端。矿机厂座落在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的中段。这是一条贯穿旧城区，连接呼市——银川的交通要道；包头的大部分地方国有企业都集中在这条大街的两侧。曾几何时，这条大街的脉搏直接影响包头的地方财政税收。而到包头矿机厂宣告破产的时候，道路两侧的一家家老牌国企也都相继破产倒闭。巴彦塔拉大街终于告别昔日的辉煌，成为远近闻名的“破产一条街”。

　　矿机厂的破产清算工作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原则是先还清职工的工资，再还债务。清算后的资产属于职工。破产清算期间，成立了“党委生产自救小组”，但生产自救几乎是打打停停，每月职工只发200多元的生活费。清算后“自救小组”决定把厂门前(黄金地段)卖掉了将近20亩土地，获益将近550万，用于安置提出一次性购买身份的职工，——当时叫一次性安置。最高的拿1万多，一般都是4、5千，总共安置了9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