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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
《最后的心事》是青年女导演龚洵编剧与导演的电影,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SHOW TIME“永不落幕”推荐影片,并将于9月14日在国内院线上映。电影讲述的是久居江南城市的父亲陈德勋在70岁生日,距离他儿子生二胎还有一个月时,决定回陕南故乡打一具棺材。此时小女儿恰逢剧本写作工作遭遇瓶颈,于是决定陪父亲回老家。此去归乡之途,是父女二人各自的告别与超越之旅:一方面是父亲同手足们一一惜别,另一方面是女儿向在城市的挫败、无力感告别。当他们再次返城时,父女二人都发生了变化:父亲因棺材做成而心安,女儿从土地中获取宽恕与成长的力量,挥别了对城市的无力感。《最后的心事》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从南到北,呈现了城市化现代性进程与乡村土地安心栖居的全景景观,以简朴的方式再现了当今社会普通人在不断现代化、物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存在及精神状态。
从沉沦于世到诗意地栖居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人呼吸于其中的以太。倘若没有以太,他就会沦为一头牲畜,他的所有行动也都蜕化成饲养牲畜。”此“以太”是一种超越人存在的实体抑或可称之为意义的东西。在电影《最后的心事》中,父女二人在归途中都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经过,但超越了此种生活的物质性,“以太”引领他们超越现实的郁郁寡欢及困惑。父亲要为儿子家的日常生活劳动,女儿要为她所服务的公司劳动,不管怎样,“劳动”成为人的天职,而“此在”也以沉沦的“劳动动物”状态出现。在父女二人这次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归乡中,他们进入了对本真存在的沉思。
龚洵导演在谈及《最后的心事》创作时说,她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传达出对亲情和人性的关怀,让观众感受到温暖和力量。电影《最后的心事》中,父亲因儿子工作在城市而移居到城里,是较为传统的家庭模式。女儿因父亲家族中的亲戚诸事而产生不满:二叔家之前借钱未还,导致哥哥家错过城里买房的好时机;三叔是病患的状态;姑姑受其儿子牵连,将大哥陈德勋拉到传销的骗局中,女儿因此不能原谅姑姑对父亲的伤害。但不管其弟弟妹妹如何,也不管女儿如何抗拒,父亲陈德勋还是固执地要带上礼物去看望自己的手足,这在小女儿的眼里是不能理解的事。父亲陈德勋不解释,只是去行动。这是这个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导演只是将手足之情或者人和人最宝贵的东西显示出来,让女儿在旁静观——通过观看父亲这一系列的看望,她竟原谅了之前不肯原谅的诸位亲戚,尤其是她怨恨较深的姑姑。她超越了自己,渐渐获得了来自父亲与土地的力量,即人和人之间情感的力量,或者说得浪漫一些,就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让父亲重新焕发活力,让女儿超越,并能以坚强面对“人生在世十之八九的不如意”——这就是“最后的心事”,亦即此次返乡最重要的核心主旨。
现代性与科技下的“无家可归”
中国古语讲“落叶归根”,就是一种人对自己出生地的眷恋与不舍,故乡成为灵魂的皈依之处。在现代都市中,虽然生活便利、卫生条件较好,但是植根于大地的人却被连根拔起,“无家可归”。
影片《最后的心事》一开始是父亲陈德勋郁郁寡欢,他住在城市儿子家中,帮助儿子家打扫房间、购物、照顾孩子及做饭等,还有一个月,儿子家的老二就要出生了,父亲陈德勋却心事重重,二胎孙子一旦出生,意味着他们老两口将有很长的时间要以儿子的家庭为劳动核心,而失去自我的生活与世界。此时的他犹如一片漂浮在水面的落叶,没有归属感,在虚无、游荡与思乡中,他决定先回故乡。父女归乡使用了从现代到较传统的交通方式:高铁、绿皮火车、船、摩托车与行走,他们从最快的高科技火车到最传统的与大地接触的行走,逐渐回归故乡,触摸大地与安息之木。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今天人的心已无法为永久提供一处栖身之地。如果心是记忆和回忆的器官,那么在数字时代,我们完全没有了心。我们存储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却不再记忆。我们背离了任何形式的永远,发誓断绝那些耗费时间的行动,比如忠诚、责任、许诺、信任和义务,而让暂时、短期与无常主导生命。”(《沉思的生活,或无所事事》)虽然人类试图延长赤裸生命以弥补意义的缺失,却忽略了人存在最本质的东西。电影《最后的心事》中,父亲陈德勋不顾小女儿的坚决反对,一路上不停地手提礼物看望他非穷即贫的弟弟妹妹们,他爱护他们,原谅他们带来的精神伤害或者经济物质损失。他看重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无法言说的,却以行动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静观中,女儿、观众被感动,体会到最本真的存在——那是需要保持沉默的东西,姑且称之为意义、真实、爱、美、善……
家与终极问题
小津安二郎在1953年拍摄的《东京物语》是一部走出去看现代性的电影,而龚洵的《最后的心事》是一部归来看“存在栖居”的电影——在与父亲及亲戚的一路相处中,女儿渐渐理解了父亲及人存在的最大意义,不再拘泥于现代性或者都市生活。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第四代导演陆小雅在她的电影《热恋》(1989年)中就问:“人为什么要离开故乡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里,年轻人于连要离开故乡到城市里去实现他更大的野心和抱负;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乡下人、小镇青年要离开故乡,参与到喧嚣与沸腾的城市现代性建设中。如今,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已进入倦怠的中老年阶段,他们“返乡”的诉求和年轻人要在城里奋斗的勇敢、野心与抱负形成一种对比与呼应。因此《最后的心事》的返乡对《热恋》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遥远的呼应:“离乡”与“返乡”遥相呼应,当年是出走故乡的生命冲动、抱负与理想,如今是最后的心事及最终归处的确定性,后者即人要面对的“出生入死”或“向死而生”的终极问题。《老子》中说“反者道之动”,意即返回到事物的原点是所有道体运动的规律——陈德勋与女儿的返乡亦是强调了这一点。
电影《最后的心事》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去观察时代的大趋势及面对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老人的选择与需要是什么,因此这也是一部关注人存在状态的艺术电影。电影使用了陕西地方特色的方言,众多陕西学者在观后谈及此片时反应良好。学者杨争光认为:“影片最好的是在表达不易的时候不卖惨,每一个段落都把握准确,电影看起来很朴素,但是有诗意的东西在里面。”张艳茜对片中的台词“日子好混得很呐”很有感触,在描述“回不去的乡村”和“融不进的城市”时写得深刻。学者裴亚莉说:“影片对于生活日常呈现的美学自觉,不是没有训练没有想法的人偶然拍成,这是一部兼具生活经验、情感经验和历史感的电影。”电影《最后的心事》围绕“故乡”“亲情”核心意象建立返乡的叙事模式,描绘了一幅流动的中国社会景观。(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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