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荣华：构建“国内大循环经济”三大维度|供应链_新浪财经

原标题：郑荣华：构建“国内大循环经济”三大维度来源：全国工商联

　　自美国次贷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几乎都采取了同样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性高杠杆率运作，刺激产能过剩，助推资产泡沫的形成。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纷纷构筑了自己的“防火墙”，逆全球化成为近年来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形势下，国际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了严重冲击。我国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提出“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理解为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国内国际“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对于“国内大循环”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就是实现供需市场自我平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的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在这过程中四个环节有机联系、辩证统一，社会再生产得以循环复往，社会财富增加。那么，要实现国内大循环经济就必须厘清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从产业内部、三产之间、供需市场三大维度着手，优化资源，打破垄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促进产业内部循环，提高抗风险能力

　　我国产业发展一直存在弹性不足、动态平衡能力差等现象，这主要与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关。1990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不足50%，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世界经济突然进入了黄金时代，200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总量就增长了将近一倍。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接入全球产业链分工有关。中国依靠劳动力规模与成本优势释放了巨大产能，为提高全球产业链分工效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中国产业过于依赖需求拉着供给跑的增长模式，导致内部循环能力逐步弱化。到2008年以后，需求拉着供给跑的模式逐渐失灵，一方面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导致全球购买力下降；另一方面是中国产能扩张，导致供给过剩。此后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市场萧条，世界各国出台了不同程度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经济一时得以复苏。但是没有维持两年，经济增长再度下行。2015年为了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我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通过供给侧改革对要素市场化配置进行了调整，但是要实现产业链体系全面优化还需要重塑结构，促进产业内部循环能力。

　　一是传统产业链脱节现象较为严重。以第一产业为例，无论是产前、产中、产后环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节现象。较为严重的是农药、种子、化肥、农机等长期以来过于依赖国外进口，导致农资成本居高不下，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另外从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来看，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还比较低、企业规模也不够大，影响制约着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由于生产经营分散、专业化程度低、生产效益得不到提高，使其在市场销售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资本市场受产业利差的影响，长期以来向非线性产业转移，从而导致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失衡。同时在电商平台恶性竞争与竞价排名等手段的影响下，商品交易中出现了优价不优质现象，导致商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二是重塑产业链仍需补短板。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中国在重构产业链过程中能否被世界接受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自身实力越强，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就会越高。但是，在一些产业和领域，产业基础还很薄弱，尤其是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研究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风险不容忽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必然构筑自己的价值链、供应链及产业链，试图对中国进行打击、排挤。尤其在供应链层面，试图通过技术壁垒来阻断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所以，基于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必须加快自主创新力度，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环环相扣，实现产业内部大循环。

促进“三产”融合循环，提升整体效率

　　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一直束缚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其是一、二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呈现“大而不强”的特征。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三大产业增长结构出现两极化发展趋势，即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增长曲线优于第二产业。这是非常态形势下的结构性变化，需要结合201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201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70467亿元，增长3.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1%；第二产业增加值386165亿元，增长5.7%，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9.0%；第三产业增加值534233亿元，增长6.9%，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3.9%。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已超过GDP的90%，约为93%。数据显示三大产业不仅对GDP的贡献大相径庭，而且增长率也呈现较大的分化，说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依然严峻。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来自于产业内部的问题。比如第一产业出现效率与质量“双低”现象，其表现逻辑是由于农产品供给质量不高导致产品利润值下降，从而影响土地流转及规模化生产的积极性，创新研发也因为资本市场的转移而失去动力。作为农产品供给端也有自己的委屈，认为渠道与市场虽然通过数字化赋能创造了规模，但剥夺了利润与公平性，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状，影响产品质量，形成恶性循环。第二产业面临的问题也一样，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尤其是高能耗、低利润、产能过剩等现象一直困扰着中国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虽然对GDP的贡献较大，增长速度绝对领先，但站在国际市场上来看，原创性不足，整体竞争力不强。从近年来国际贸易数据显示，中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国，但却是服务贸易逆差国。这从侧面反映了第三产业只是在国内具有绝对的竞争力，而在国际上还没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是三产之间“割裂”式发展，产业之间没有完全形成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发展格局，反而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渠道垄断、相互排挤现象。

　　2017年国家提出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是从数字经济的增长值来看，数字产业化带来的数值远远高于产业数字化带来的数值，也就是说我国数字经济过于依赖数字产业化的直接贡献。所以必须加大数字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反哺力度，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提高效率。

　　首先，产业融合促进创新动力。通常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是基于被动性或投机性的，由模仿、改进再到二次创新。企业之所以会背离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是因为无法承担创新失败带来的成本代价。但是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下，数字产业的溢出效应能降低企业创新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比如通过大数据算法快速响应赢得市场，根据客户需求定点安排生产，提供个性化产品获取竞争优势等。这些溢出价值的有效转化大大刺激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其次，产业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产业融合能突破行业边界，创造范围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规模化市场，产业融合优化了知识与技术结构，实现创新产出多样化，从而改变产能过剩现象，扩大市场规模。同时在长尾理论作用下，有效供给、有效需求都能得以均衡发展。二是创造合作分工条件，过去的产能优势是依赖于传统生产要素的集中投入而实现，如果市场发生变化，企业就会陷入绝境。而产业融合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供应链大数据以及用户大数据，组织合作生产，实现更精确的产业化分工，降低风险，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供需市场循环，实现平衡发展

　　实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均衡，前提条件是要实现产业内部循环与产业之间融合发展，否则就很难形成有序、顺畅的循环体系。如果把“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仅仅理解为“国外不卖给我们，我们就自己生产；国外不买我们的，我们就自己购买。”这显然是片面且极端的观念。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形成绝对的独立循环体系。但是，面对当前逆全球化浪潮，一方面要加强与欧盟、东盟等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全面提高并改善国内供给与需求的规模、结构和质量。过去是需求拉着供给在跑，市场运行处于粗放式阶段。供给与需求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出现“逆数字化”现象，导致适配性较差。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求端的超大市场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尤其是个性化、品质化产品供给不足；二是供给端从规模化生产向定制化生产转变中没有实现两者兼有的优势。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通过需求侧与供给侧双管齐下。

　　首先，通过创新供给发掘潜在需求，让新需求形成新市场。凯恩斯认为，需求决定供给，抑或需求创造供给。所以凯恩斯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来满足消费的需求。但是凯恩斯学说的形成背景与当前社会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一是技术革命带来经济运行规律的变化，生产要素与市场需求相对现在存在较大差异。二是货币政策与规模发生变化，当前全球处于高杠杆水平，全球债务占全球GDP比值呈现较为上升趋势，政府、企业、家庭三大部门债务高企，加剧了金融的脆弱性。显然，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想通过持续的货币量化宽松创造消费市场已不现实。所以需要重新审视萨伊定律，萨伊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当供给形成一定模式以后，就会形成各种新的产业，同时供给本身也是对产业上游的一种需求。我国市场规模巨大，如果在供给过程中通过创新不仅能够发掘潜在的需求，还能形成新的产业与市场。2019年我国零售市场规模超过40万亿元，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7.8%，消费已成为我国多年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市场规模越大越容易出现供给过剩的现象，所以必须发掘潜在需求，新需求形成新市场，为经济循环提供动力。在动态的供需关系中，内在创新的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有着拉动和促进作用。潜在需求主要集中在中等以上收入群体，通过智能化产品与智能化服务能有效诱发需求动力，创造新的市场，形成新的产业体系。

　　其次，供给从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传统制造业以产品为中心，以低成本赢得市场，其特点是通过稳定性和控制力取得高效率，所以企业的目标就是以低价格开发、生产、销售、交付产品和服务。而在驱动方式上也是凭经验对市场进行预测安排生产，属于推动式的生产方式。这种模式容易脱离市场，因为先生产后供给的思路已经难以适应需求端的瞬息万变。因此，以需求端为导向的产业链才能快速赢得市场。一方面要利用数字化技术，通过灵活性和快速响应来实现多样化和定制化；另一方面要根据客户定点安排生产，以多样化和定制化开发、生产、销售、交付顾客买得起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有效需求。大规模生产的优点是成本低、效率高、交货快，而缺点是产品种类单一，市场反应缓慢，往往降低了成本却失去了市场；定制化的优势是品种多，个性化强，市场反应快，但缺点是成本高、效率低、交货慢。所以需要把传统的规模化生产优势与定制化生产优势进行融合，实现“大规模定制化”模式，创造中国制造新高地。

　　国内大循环既要扩大最终消费，又要以供给创新实现潜在需求和个性需求的转化。世界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都诞生了新的生产工具与科学体系，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同时也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牵引力，也是传统经济的过滤器。但是长期以来传统经济积累了很多问题急需逐一梳理，否则在新经济全面到来、传统经济又没有实现转化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阵痛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了重构供需关系的重大命题，而产业内部循环、三产融合循环、供需市场循环是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大循环”发展应重点关切的三大维度。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浙江省职业经理人协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