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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跳出框框重新审视的几个问题
1.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为中国的改革开出了一个药方。他说，中国需要市场经济，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是无法生长的。因此；中国实现市场经济目标的唯一途经就是全面私有化，而不能拘泥
于以公有制为主体。怎样看这个尖锐的问题？应当说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第一个“毫不动摇”，是实现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和自主发展的重要条件。那种认为私有化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观点和主张，是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既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全面私有化的主张也是不符合其生产力发展普遍要求的，因而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市场经济越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基础条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这些是不可能按照市场原则建立在纯粹的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有些还必须由国家投资，从而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拥用很多公共服务行业的原因。退一步讲，即使实行全面私有化，其实质也是富人最大限度敛财的手段。例如，在英国，私有化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份掌握在金融机构和真正的少数大投资者手中。英国电信公司的职工购买的本公司的股份还不到1%，宇航业的职工购买的股份也只有本公司股份的1.3%，等等。因此，私有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社会财富从社会底层转移到社会上层的手段罢了。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运用剥夺本该属于大多数人的社会财富的办法，去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2.计划经济的后果该由谁承担，工人应不应拥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解放以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搞两个“大锅饭”，国企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体制僵化、机制不活，效率低下。但这不是职工的过错，问题主要出在政府的管理和用人上。职工群众作为企业的主人翁，长期在低工资、高积累下辛勤劳动，作出巨大的奉献和牺牲。现在改制了，在形成新的雇佣关系之前，就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结算，还原给他一个本来的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便是一件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而现在，普遍发生的让职工承担莫明的改制成本，花三文二文就把职工打发回家的做法，是地地道道的蛮横无理、伤天害理！在我国，从根本上讲，劳动者在政治上获得翻身后，其经济上要实现小康的权益和主张也必须得到承认和有效的保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劳动者只是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存在。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劳动者只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只能是依据劳动力价值争取到的工资。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旦建立，与劳动者成为生产和分配的主人这种经济地位相应的基本经济权益，也就确立起来。劳动者应该获得相应的经济权益，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所得出的逻辑结论，更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现实要求。因此，那种只讲富人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而忽视和剥夺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是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格格不入的。
3.在改革与发展中，如何代表好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和工人群众的具体利益？执政党还要不要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应当说，广大工人群众仍是我们这个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永远不会变，也不允许改变。工人阶级的拥护、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永远是我们党获得和增强执政能力的不竭源泉；同样，我们党执政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让工农大众尽快过上小康的生活。这两者从根本上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没有任何矛盾的。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们天天嘴上在讲“三个代表”，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在实际行动中，特别是在一刀切地下达“限时改制”的指标时，就全然不顾工人群众的具体利益了。反而指责工人群众不顾全改革大局、只顾眼前的具体利益、忘记了工人阶级整体的根本利益云云。对丧失生产资料后的工人重新沦为无产者熟视无睹，甚至对私人企业主接手国企后逼得工人走投无路，也见怪不怪、习已为常了。试问：抽掉了工人群众的“具体利益”，还如何谈得上工人阶级整体的“根本利益”，还怎么谈得上“以人为本”？这些人天天奢谈党性，却丢掉了党性中最重要的内核。为什么？因为在夺取政权前，政权是无产阶级的命根子；取得政权后，国有资产是工人阶级的命根子。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也势必会丧失生活资料，继而陷入绝对贫困化。因此，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天职就是保卫国有资产，让其保值增殖，从根本上扭转工人阶级被边缘化、弱势化的倾向，才能在根基上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职工群众既是国企改革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应当成为国企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如果广大职工群众不能普遍受益，怎么谈得上有“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南京地区中小国企，经过一刀切“三联动”的限时改制后，已所存无几，应尽快兑现改制前的承诺，让至今仍悬在半空中的几十万职工群众有一条能看得见希望的生路。下一步是剩下的大型国企还要接着改制，前车之鉴在提示我们的政府起码要守住两条底线：一是绝不能再搞MBO，也不能通盘卖给私人企业老板，而应当不折不扣的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国企改革思路，实行由国有资本、职工集体资本、外来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二是改不改，怎么改，要由职工代表大会说了算，不能偷偷地搞“这里的改制静悄悄”。而所有这些就先要让职工群众有话语权，即工人阶段要有自己的发言人，有自己的大律师团，藉以形成有效的劳资协商的谈判机制和制约机制，切实维护住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
4.先富与共富有无必然联系，先富者是否必定会去带动后富？现在看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实践证明，只要口子一开，让少数人富起来很容易，但这些少数人绝不会自动发善心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毫无疑问，先富与共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脱节。特别是在这短短的近二三年间，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被聚敛到少数私人企业主手中，已经对整个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危险，势必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和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因为，在一个缺乏民主法制和科学传统的国度，贸然地推行全面私有化，全面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大量出现私人富豪的寡头集团，任其操纵国家经济、社会的命脉，左右弱势群体的命运，最终只会把全体劳动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这绝非杞人忧天。这一点，从现在起就应引起全体国人和政府决策者的警醒。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11月13日举行的“深化国企改革对策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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