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财长李揆成金融危机启示录：开放须循序渐进

　　金融开放须循序渐进但不可推迟

　　徐以升

　　●我们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不能说因为汽车有危险，就放弃汽车去骑自行车。对待金融开放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要拥有的智慧，一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最大化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二是在金融开放中最小化我们的风险。

　　●有顺序地推进金融开放，不能成为推迟金融开放的理由。

　　●要及时地观察市场动态，收集和分析金融市场的动向，形成一个金融市场早期的预警机制，这是对金融开放风险管理体制的一部分。

　　“从奇迹到危机”。十年之前，世界一度对韩国卷入东南亚金融危机表示出惊愕，而韩国为什么会从“奇迹”到“危机”，就更值得中国参考借鉴。

　　中国正处于金融开放的关键路口，当前的外汇体制改革问题、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股权比例问题、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等，均处在改革的最重要时期。

　　回顾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中国今天的金融开放提供更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韩国金融开放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价值。

　　近日，韩国金融危机期间的财政经济部长官李揆成来京，做了“韩国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的专题演讲，《第一财经日报》随后专访了李揆成。本文依据李揆成的演讲和本报专访整理而成。

　　金融危机之前的1991年至1997年期间，李揆成还曾担任韩国金融货币运营委员会委员，熟悉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的经济情况，1997年11月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后，1998年3月至1999年 5月期间，他担任财政经济部长官，总体负责经济政策并指挥了经济危机克服过程。

　　1 探寻危机根源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在全面推进，以资本收支顺差来弥补经常收支逆差，韩国的错误在于，片面地认可了这一现象的持续性，而突然有一天这种流入中断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第一财经日报》：希望你能深入谈一谈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的金融开放情况，并探讨是怎样的原因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李揆成：我详细介绍一下第四阶段的金融开放，1990年到1997年是金融危机的前期，也是韩国金融开放的重要时期。

　　这段时间韩国经济的最重要现象，是虽然实现了其间平均增长率达到6.2%的高增长，但是经常收支却转向逆差，并且逆差幅度大幅扩大。1990年到1996年，韩国累计实现了5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其中1996年就达到了230亿到24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

　　经济的高速增长，让韩国的经济规模开始居于世界前列，但随之而来的是发达国家要求韩国加快市场开放速度，并且分担国际经济中的责任和政策协助。

　　现在总结来看，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1990年到1997年经常项目逆差期间的全球化推进是有关系的。这期间韩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扩大。韩国在1990年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11条国，这之后就无法再以国际收支为理由采取进口限制措施，1993年签订乌拉圭回合谈判，扩大了商品进口自由化的幅度，并于1994年出台了WTO体制。

　　二是外汇自由化扩大。1992年韩国将经常往来的限制由肯定列表转为否定列表，1994年底发表了外汇制度改革计划，此后的几年里放宽了曾给企业和居民带来不便的限制，均衡了外资流入和流出的自由化，此外着力促进企业的国外融资。

　　三是1996年加入OECD后金融领域开放幅度扩大。韩国资本自由化的约定承诺率达到了约65%，这在当时的韩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幅度，此外协商金融产业开放计划，到1998年末已经许可银行业当地法人的设立。

　　四是在1997年末韩国实施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第一财经日报》：你能否总结一下1990年到1997年期间韩国金融开放的得失？

　　李揆成：首先，当时韩国经济的确有转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结构的必要，因此当时国内很多人有开放的欲望和要求，开放可以将韩国的市场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

　　而且，这期间，韩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得到了资本项目顺差的补充，当时很多人认为，韩国经济在当时的高成长是可以将这种形势稳定下去的，就是资本流入可以维持经常项目的逆差。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认识，韩国当时将世界化作为施政目标并将其推进。

　　但是，韩国当时的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并没有给国内经济带来很大的帮助，也没有给国内金融企业的竞争力带来提升。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你能否从韩国金融开放进程本身，总结一下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李揆成：韩国对风险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最终导致了困难和危机。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在全面推进，以资本收支顺差来弥补经常收支逆差，韩国的错误在于，片面地认可了这一现象的持续性，而突然有一天这种流入中断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而且，韩国的金融机构对货币汇率的风险没有考虑充分，只考虑去追求低利息的利润。

　　韩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将短期资金变成长期资金来使用，只考虑到短期的利差，而没有考虑风险，这两方面都出现了问题。危机之前韩国国内落后的、不发达的金融市场，是金融开放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金融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自由化，企业的治理结构、债务结构也是重要原因。

　　可以说，是韩国没有充分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都在变化而韩国没有变化，以至于不能适应。

　　《第一财经日报》：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继续扩大了金融开放。

　　李揆成：是的。前面已经提到过，危机后韩国确立了制度框架，即建立基于自律、竞争、开放的市场经济，建立一个自由竞争开放的真正的市场经济。

　　这期间的开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与WTO规定一致的进口限制以外，实现进口全面自由化；二是将《外汇管理法》改编为《外汇交易法》，政府的作用由外汇交易的调整、管理转变为促进外汇交易的顺利进行；三是资本往来自由化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四是大幅度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韩国市场的限制；五是扩大利率自由化等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强化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

　　但是韩国国民的保护主义和封闭的思想仍然存在。

　　2 危机后再次飞跃

　　放包括哪些领域？

　　李揆成：金融开放应该包括四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取消关税以及非贸易壁垒实现贸易往来自由，二是通过外汇资本往来实现经济体之间资产流动的自由，三是银行、证券、保险等国外金融机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四是取消国内金融市场的限制性制度，确立符合国际标准的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

　　金融开放可以让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连接，统一成一个市场，并发挥作用。韩国的金融开放，经历了从完全的封闭到较完全开放的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请你大致介绍一下韩国金融开放的历程。

　　李揆成：总结下来韩国金融开放经历了五个时间段：一是1945年至1960年，混乱期韩国实施有力的贸易和外汇管制；二是1961年至1985年期间贸易和外汇管理初步改革期；三是1986年到1989年，经常收支顺差时期扩大开放；四是1990年至1997年，在经常收支转向逆差的过程中推进全球化，但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五是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扩大了金融开放。

　　韩国在1964年之前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实行“原则上禁止，允许例外使用”的严格的外汇管理体制，并通过实施奖励补贴来鼓励出口。之后韩国认识到增长过程中有必要加强国内产业水平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将经济运行基调转向竞争、开放的市场经济秩序，开始逐步扩大贸易、外汇等领域的开放。

　　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韩国在1997年底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韩国认识到，危机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实现自由竞争的目标，这导致危机中很多大型企业连续倒闭。危机过后，韩国为再次飞跃确立了制度框架，那就是要建立基于自律、竞争、开放的市场经济，建立一个自由竞争开放的真正的市场经济。

　　3 国内发展与金融开放应相呼应

　　由于外汇市场规模小，巨额海外资本涌入时汇率浮动幅度会被动扩大。比如，1998年韩国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20亿~30亿美元，但当时一天内外国人有七八亿美元资金流入的话，汇率的波动幅度就会很大

　　《第一财经日报》：综合韩国金融开放的经验教训，你可否谈一下一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开放的关系。

　　李揆成：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开放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前面已经说到，韩国因为国内的金融发展落后，市场还没有发达，金融开放最终失败。如果国内金融市场规模过小，会导致金融开放时宏观经济波动扩大，这突出表现在外汇市场和证券市场。

　　由于外汇市场规模小，巨额海外资本涌入时汇率浮动幅度会被动扩大。比如，1998年韩国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20亿~30亿美元，但当时一天内外国人有七八亿美元资金流入的话，汇率的波动幅度就会很大。证券市场的规模小、企业分析能力差等因素，会造成海外资本对股价的影响增大。

　　但是，如果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比较高，当国内金融市场实现效率化，具有高的效率，金融机构具备竞争力，监督体制具备实效性，金融基础稳固时，就可以积极扩大金融开放所带来的利益，而且可以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作出贡献。

　　《第一财经日报》：韩国至今的金融开放对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李揆成：金融开放通过间接的收益贡献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

　　通过扩大竞争和引进新的金融功能来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监管制度的有效性和管理结构等金融经营结构；通过由市场反映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定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开放带来的效果很难测定。其效果的显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而且这种显现是分散的，在短期内不容易看出。

　　《第一财经日报》：危机之后韩国大幅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韩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同时允许外资控股韩国的金融企业。请你介绍一下这种开放在哪些方面提高了韩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李揆成：首先是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到韩国，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让韩国金融机构知道了金融是为股东实现赢利的产业。此外，有很多在国外金融机构工作过的人到韩国金融机构里任职CEO等，共同改变了韩国金融机构对风险管理的看法，引入了新的风险管理技巧，并且提高了经营效率。在这些领域，外资的引入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98年以后，韩国允许外资控股韩国的金融机构，像第一银行被美国新桥资本收购。第一银行当时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按市场的价格卖的，不是低价出售，出售以后第一银行的业绩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后来新桥资本将第一银行的股权转卖给渣打银行时，获得了更高的市场评价。类似的收购还发生在韩国外换银行。

　　在韩国的确有人说这种做法是国家资产的流出，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想法。

　　4 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第一财经日报》：前面谈了韩国金融开放的历程，以及你对金融开放问题的认识。中国目前正在金融开放的进程之中，但目前中国国内对金融开放的态度有多种的观点。

　　李揆成：我们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不能说因为汽车有危险，就放弃汽车去骑自行车，金融开放也是这个道理。

　　我认为，在开放带来的风险和危机

　　中我们要拥有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最大化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二是在金融开放中最小化我们的风险。

　　因金融开放而被搅乱的国内金融市场是可以管理的，不是能够完全控制但也不是一点都不能管理。一国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最大化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这包括发展自身的金融能力，以及加强监管制度建设。也就是说，在管理金融市场风险的过程中，享受开放带来的利益。

　　同样我们也注意到，近些年国际上发生过多次的金融危机，墨西哥、拉美、上世纪90年代的英国、十年前的东南亚地区，还有俄罗斯、巴西等。在过去的200年里，西欧平均每十年就经历一次金融危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更应该在金融开放中，最小化我们的风险。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金融开放的时机、次序问题。关于国内市场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问题，中国的讨论非常多。

　　李揆成：金融开放的时机要看能否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管理金融开放风险的过程中，扩大自身利益需要国内的经济条件。这种条件就是国内金融体系越发达、国内金融基础越高，那么金融开放的效果就会越好。

　　具体来说，这些条件包括国内完善的金融监管，完善的金融管理结构，以及信用评估等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同时包括高质量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内金融体系越发达、金融基础越高，不仅会扩大外资引进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外资急剧扭转流出的可能性也在减少，这将增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贡献度。

　　这是准备工作的国内部分，此外我们还要监视好当前变幻莫测的国际金融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请你详细阐述一下如何监测国际金融市场的问题，你认为这也是金融开放前要具备的能力之一。

　　李揆成：我举一个例子。2006年12月泰国政府在进行外资领域的风险管理时推出了URR政策(无息存款准备金，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但是市场对此给出了严重的惩罚。问题在于，几年之前智利央行曾运用过同样的工具，而且取得了市场很大的支持。这种不同的效果显示出，国际金融市场是变化多端的，现在市场是多种因素的均衡，而且是很难预测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地期待市场，怎样更好地管理市场？

　　首先要及时地观察市场的动态，收集和分析金融市场的动向，这包括市场预期、可变性和套利交易的可能性。通过这个来把握和评价金融市场风险，尽可能地形成一个金融市场早期的预警机制。这是对金融开放风险管理体制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金融开放风险管理体制建设还应该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李揆成：金融开放风险管理体制，除了监视变化多端的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观察分析是同样重要的。

　　这包括：对国内各经济部门负债偿还的可能性，包括主要企业不履行债务可能性的观察分析；对国内金融部门的财务完善性、对抗外部冲击接受能力等的观察分析；对主要外汇交易内容的观察分析，等等。

　　此外，还要扩大外汇储备规模预防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金融开放的顺序有怎样的建议？对中国的金融开放进程有什么建议？

　　李揆成：前面我提到了金融开放的定义，这包括不同的开放领域，我认为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金融开放。

　　具体来说，就是遵循贸易自由化、外汇自由化、外国人投资自由化、长期资本自由化、短期资本自由化，与国内金融市场并行推进的顺序。

　　关于中国的金融开放，我认为该提高国内的金融能力，同时监测、学习当前变化多端的国际金融市场，渐进地开放，这是最好的办法。

　　但最后要强调的是，有顺序地推进金融开放，不能成为推迟金融开放的理由。

　　5 东亚金融合作前景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大特征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经济体抗击危机的能力会是有限的。欧洲的共同货币之路走得非常成功，你认为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前景如何？

　　李揆成：亚洲地区的各个经济体在货币方面的合作是我们期待的，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所拥有的用来对付金融危机的外汇储备已经非常庞大，而持有如此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是需要成本的。

　　目前，在东盟和中日韩的“10+3”框架之内已经有了清迈协议的货币互换，这是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合作，起到外汇储备补充的作用。

　　另外，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上东亚地区与欧美差距很大，因此目前也在积极推动建立亚洲债券市场，以拓展金融市场的深度，这些措施对保持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很有作用。

　　关于共同货币的问题，东亚地区经济体与欧洲最大的不同，是东亚经济体的发展程度不同，而欧洲在建立共同货币之前其经济体的差异不大，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因此，提出东亚共同货币的想法是可以想到的，但是要实现的话，需要各个经济体都参与进来进行认真的讨论。

　　目前东亚金融合作的紧要问题，是推动央行之间的合作，推动东亚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时推动企业公司在不同经济体的资本市场上交叉上市。

　　《第一财经日报》：4月份在泰国召开的“10+3”财长会议确定，清迈协议将从双边过渡到多边，并将建立800亿美元的地区外汇储备库，该储备库的发展目标则是东亚

　　李揆成：是的，清迈协议要继续发展下去，从双边过渡到多边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还要继续扩大下去。关于东亚货币基金的问题还需要各个经济体充分的讨论研究。